在误判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前，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让美国产生如此严重的误判。如果这令人费解，那仅仅是因为人们的历史记忆太短暂。美国跌跌撞撞地熬过了一次次重大失策。若再次犯错，将是灾难性的。正因为如此，本周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峰会上，特朗普总统对分寸的拿捏至关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支持中国的蒋介石对抗20世纪30年代入侵的日本法西斯。罗斯福政府设想，由蒋介石的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将在二战后与美国、英国和苏联并列成为“四大国”之一。当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1946至1949年的内战中取得全面胜利时，华盛顿大惊失色——一个它几乎未曾正眼相看的运动竟然推翻了备受推崇的蒋介石。同时，华盛顿也对中苏两国双双落入共产党之手感到愤怒。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
“谁弄丢了中国？”的争论由此诞生，并成为20世纪50年代“红色恐慌”的关键组成部分。被追究责任的国务院官员恰恰是那些在二战期间一直警告（尽管徒劳无功）共产党可能在军事上获胜的人。这些官员未能因其先见之明而受到赞赏，反而被斥为叛徒，指责他们对国民党支持不力导致了蒋介石的倒台。这种认为国务院本可以在一片5.5亿人口的广袤土地上阻止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想法是对美国实力的严重误判。5.5亿人是越南战争期间南越人口的37倍。
外交人员本身也并非毫无过错。虽然准确判断了毛泽东获胜的几率，但他们误解了其统治的本质。
20世纪50年代对国务院专家的清洗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了60年代。越南战争受到了欧洲事务专家和通才们的鼓动，因为“中国通”们已不再担任政府要职，他们本会警告在亚洲陷入游击战的危险，并会指出越南从来不是共产主义中国傀儡。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红色恐慌到60年代中后期的越南惨败，其间存在着一条因中国而相连的直接历史脉络。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在1972年实现的对华外交破冰终结了“谁弄丢了中国”的争论。中国不再是被“弄丢的”，而是变成了地缘政治棋盘上用来制衡苏联的一枚棋子。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这一构想一直维持到1989年。
而使美国必须将中国作为大国来对待的是中国的经济与技术繁荣，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和他的副手朱镕基展现出了极大魄力，以至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认为，如果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它将走上一条通往资本主义和自由社会的道路。比尔·克林顿总统持有这种观点——但绝非只有他一人。
这是华盛顿的第三次误判。乘着冷战胜利之势，华盛顿建制派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会效仿欧洲走向自由之路。遗憾的是，中国不是欧洲。被接纳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最终重新转向了全面的威权主义。
这些错误中的每一个都有其具体原因。它们也因中国的规模、复杂性以及彻底的文化差异而交织在一起。直到最近，依靠胡佛研究所学者冯客(Frank Dikötter)开创性的学术研究，我们才充分了解到斯大林在内战期间为毛泽东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使得国民党获胜的希望更加渺茫。与对中东的分析不同，对中国的分析并未被强烈的党派偏见所扭曲，但即使对于一个情感抽离的专家阶层来说，中国对美国而言也确实难以看透。
双方关系的稳定一直靠的是尼克松访华后达成的一项关于台湾的刻意模糊的谅解，即《上海公报》。该方案明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其首都在北京，但任何一方都不会试图通过暴力改变台湾的现状。
自1972年以来，《上海公报》可能首次处于极其严重的危险之中。尽管曾经出现过失误，比如乔·拜登总统曾宣布他将保卫台湾，从而放弃了尼克松的模糊方案。但总体而言，历任总统在言辞上都保持了克制。
特朗普政府时期情况已不再如此，总统在台湾和亚太问题上的公开立场总是变幻莫测。尽管峰会上充满了乐观言辞，我们却又回到了“谁弄丢了中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可能犯下根本性错误，而这一次将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此外，由于中美两国似乎都无意合作监管人工智能，围绕该技术的竞争势必将进一步破坏两国关系的稳定。
终极的地缘政治灾难将是围绕台湾和南海爆发军事冲突。避免这种冲突不仅仅是缓解军事紧张局势的问题。正如耶鲁大学汉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所指出的，正是德国在1914年认为英国可能不会援助其盟友的假设助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中国假设美国可能不会援助台湾，那同样可能增加战争的几率。
乌克兰、加沙和伊朗的战争导致公众与精英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如果世界两大经济体在西太平洋爆发高烈度军事冲突，将破坏最至关重要的供应链，并深刻地改变我们的世界。将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毫不夸张。
“谁弄丢了中国”的争论源于一种痴迷和误解。在20世纪40年代末，这种痴迷是针对共产主义的，从二战结束那一刻起，共产主义便取代了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法西斯主义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当时，美国认为自己有能力在一场跨越数千公里领土的战争中拯救蒋介石被削弱的政权。
今天的痴迷再次针对共产主义，表现为担忧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经济和人工智能强国。一种误解认为，在保卫台湾和其他亚洲盟友方面采取较为温和、不那么强硬的策略就能避免战争。在现实中，这种做法可能会助长中国攻击台湾的信心，使美国陷入一场一触即发的、关乎整个太平洋命运的危机。
预防大国战争最重要的因素是政策纪律性。这听起来枯燥却是事实，它能带来稳定且可预测的信号传递。美国不应试图去迷惑中国，正如中国也不应试图去迷惑我们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部分原因就是对意图的误判。特朗普通过他的摇摆不定——包括将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作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及戏谑般地考虑将亚洲让给中国的势力范围——不负责任地助长了那种可能引发战争的困惑。
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1966年出版了关于一战爆发的经典著作后，又创作了《高塔》(The Proud Tower)。这本书讲述了19世纪那个光辉灿烂、心系天下的欧洲，以及它的肌理、辉煌和天真是如何因那场“大战”而丧失的。塔奇曼为她的书选择的主题取自埃德加·爱伦·坡1845年的一首诗：“而在城中的一座高塔之上，死神正巍然地朝下眺望。”
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地缘政治冲突像美中之间的冲突这样，一旦出现误判，将给我们所有人带来毁灭。四分之三个世纪前，中国撕裂了我们的国内政治。这一次情况可能会更糟。
Robert D. Kaplan是《中国耳语者：塑造美国对其主要地缘政治对手看法的声音》(“China Whisperers: The Voices That Have Shaped America’s Views of Its Chief Geopolitical Rival”)一书的作者，也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杰出高级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