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驳虎主笔
这次五常在安理会给执政5年的塔利班打分，可以说是一个好脸色的都没有。
日前，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阿富汗问题公开会。从会议通报和各方发言来看，五常在此次会议上的姿态，算不上温和，但也不是简单的“发难”，更准确地说，是各方对过去五年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执政能力进行了一次集体审视。
首先我们需要看到，这场会议的官方通报是这样写的——安理会成员“广泛同意需要一个稳定、远离恐怖的阿富汗”，但在“如何与塔利班接触”上存在分歧。
这个概括大致准确。美方在会上的优先关切是反恐威胁和释放被拘押的美国公民。中俄则强调持续接触、不设人权条件的经济援助、归还阿富汗央行资产、解除对塔利班官员的旅行限制。
过去几年，这一格局基本未变，但此次会议上各方对既有政策工具本身的反思力度，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方明确表示，1988制裁机制的不少条款“尚未反映阿富汗形势的深刻变化”，呼吁对制裁机制开展“系统性、前瞻性的审视和调整”。
俄罗斯代表涅边贾则直接批评五年前外国军队的撤离是“不负责任的”，并称对阿富汗的“单边路径”不会产生结果。
这是两种不同层面的不满，中方质疑制裁工具本身的适配性，俄方质疑的是整个国际干预框架的遗产。
今年2月，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816号决议，将1988制裁委员会监测小组的授权延期一年。
决议维持的措施包括旅行禁令、武器禁运和资产冻结。但这些措施的设计初衷，针对一个被国际社会孤立、不被承认的武装组织，不再符合阿富汗当前的实际情况。
塔利班执政已满五年，俄罗斯在2025年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国家，并与塔利班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协议。
中国虽未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但保持了大使馆运作，扩大了对阿经济和安全接触，并在乌鲁木齐主持了塔利班与巴基斯坦之间的非正式会谈。
但联合国的制裁工具，试图隔离一个事实上正在进行国际交往的治理实体。中方对此的回应是务实的，要求尽快恢复对阿富汗政府相关人员旅行禁令的一揽子豁免，“为国际接触交往提供便利”。
除此之外，此次会议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安理会成员对阿富汗的反恐安全表达了“严重关切”。
客观上说，塔利班在反恐方面并非毫无作为。自2021年重新执政以来，塔利班对ISKP等恐怖组织发动了持续军事行动，恐怖袭击的频率和规模的确有明显下降，禁毒方面也有不错的进展。
但塔利班的反恐是有选择性的。巴基斯坦方面的数据显示，被禁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在阿富汗境内仍保有6000名战斗人员。2025年，TTP在巴基斯坦实施了超过600次袭击，其中300多起涉及阿富汗籍人员。
联合国报告指出，目前有23至29个恐怖组织和武装团体在阿富汗境内活动。
那么，问题来了，塔利班打击ISKP是出于反恐义务，还是因为ISKP对其统治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种“反恐”的本质是政权自卫，而非履行国际承诺。
这解释了为什么TTP、“基地”组织等与塔利班存在历史渊源或意识形态亲缘性的组织，至今仍在阿富汗境内自由活动。
安理会此次会议讨论的第三个焦点是人道主义局势。中方在发言中指出，阿富汗近一半人口需要人道救援，三分之一民众面临粮食危机，370万五岁以下儿童和120万名孕产妇面临急性营养不良，但人道资金到位率仅为30%。
这个资金缺口不是自然形成的。美国此前暂停了对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这笔资金占阿富汗人道援助总额约45%。2026年，阿富汗人道主义需求与应对计划实际仅募得2.69亿美元，资金缺口高达14.4亿美元。
人道危机的加深，事实上与安全威胁的上升是有关联的。阿富汗适龄劳动人口约占49%，失业率约为26%。经济崩溃、失业率攀升、大量难民回返，这些情况极大方便了极端组织招募人员。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安全形势严峻，阿富汗就难以得到国际投资，缺乏投资，经济和民生上不去，安全形势更加严峻。想要打破这样的循环，就必须同时从经济民生和安全两个方向同时入手。
那么，这次五常的“集中发难”能否转化为有效的政策调整？
短期来看，第2816号决议的通过，表明各方在维持制裁框架上仍有共识，但中方的“前瞻性审视”诉求和俄方的“全面伙伴关系”实践，表明这个框架确实需要调整。
但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政策工具箱中，有效的选项正在减少。
军事干预已被证明失败，制裁在缺乏执行力的情况下效果减弱，人道援助因资金断裂而难以为继，外交接触又受制于承认问题而无法全面展开，国际社会的介入需要一个窗口。
塔利班政权又是否会在压力下调整行为？过去五年的经验也不乐观，塔利班在核心政策上的回旋余地极为有限，因为塔利班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
安理会想要真正的政策突破，关键不是五常能否“意见一致”，还要看国际社会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一个不完美的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可操作的接触框架。
但至少，安理会此次会议表明，各方已经开始认真面对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