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报新闻首席记者 解强民 张稳 长沙报道
“我感觉这些年的努力,好像一下子全白费了。”7月的武汉,闷热的夏夜,小缪握着手机站在窗边,耳边反复回响着HR的那句话:“你第一学历是专科,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此时,他已经通过了这家头部互联网大厂的五轮线上面试,却止步于入职前的资料审核环节。而在此之前,他已辞掉了原来的工作。
小缪的遭遇并非个例。教育部2025年1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人。在庞大的求职基数面前,部分企业为降低筛选成本,便倾向于用学历标签进行快速过滤。而“第一学历”,正是其中最常见的一张过滤网——它早已不是网络上的零星吐槽,而是潜藏于一些企业的筛选系统、HR的委婉话术和入职表格之中的隐形关卡。
事实上,“第一学历”并不等同于业务能力。然而,在千万应届生奔涌的求职市场中,它却筑起一道看不见的高墙,横亘在无数奋力突围的年轻人面前。

小缪向记者展示他的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
通过五轮线上面试,却止步于入职审批
“00后”小缪是湖南怀化人,2018年他考入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意识到专科学历在求职中的局限,他决心向上走。2021年,他通过湖南省统招专升本考试,2023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东北农业大学农艺与种业专业硕士。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专科三年、本科两年、研究生三年,八年时间换来了一纸“双一流”高校的硕士学位。
直到毕业前,小缪并未因自己的专升本经历感到困扰。“我甚至觉得,大家都一样,只是努力的方式不同。”
2026年的春招印证了他的这份乐观。小缪先后拿到了10家公司的offer,他最终选择良品铺子采购岗,月薪8500元。7月1日,他奔赴武汉,入职管培生岗位。
入职没多久,有一天,他看到某头部互联网大厂招商采购岗招聘,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能力优秀者可适当放宽”。他心动了,于是投了简历。
通过简历筛选后,他经历了一次电话沟通和五轮线上面试,全部顺利通过。7月26日,他进入入职审批环节。
他以为这份工作已经十拿九稳,便匆忙向良品铺子递交了离职申请,并联系了房产中介,准备寻找入职地的住房,他甚至还规划好了未来五年的职业路径。
没想到,三天后,一盆冷水兜头浇下。

小缪应聘的某大厂工作岗位的招聘启事。
“公司总部要求,采购招商岗必须为统招全日制四年制本科才能入职。很遗憾,你的入职审批无法继续推进。”电话里,HR语气里带着歉意,但小缪听到的却是一扇门轰然关上的声音。
“薪资可以再降一点。”他试图为自己争取被录用的机会,“我知道‘第一学历’不好,我已经在努力改变,给个机会吧。”他甚至提出可以先试用,结果没有任何改变。
他不死心,又应聘了该大厂其他区域的相同岗位。简历通过后,他主动说明了自己专升本的经历,请HR先确认是否符合条件,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不满足统招四年制本科条件。
小缪难以接受这个结果。在他看来,五轮面试全过,证明能力匹配岗位,最高学历也达标,企业却因自己“第一学历”是专科,就否定了自己。
“整个应聘过程,没人提过‘第一学历’。”小缪说,自己是全日制硕士,完全符合要求。进入入职审批环节后,他按要求如实填写了高中至今的全部学习经历,包括那段专升本经历。没想到,正是这段经历,触发了总部的驳回决定。
“我只是‘第一学历’不好,并不是有‘案底’。”那个夜晚,小缪失眠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刚走出校园,失了原有工作,新offer落空,应届生身份已失,属于自己的招聘窗口已经关闭。”他害怕从此所有大厂的门,都将对他永远关上。
一场关于“出身”的集体筛查
“双非是污点”“二本有‘案底’”……近年来,这些自嘲频繁出现在社交平台。自嘲背后,有心酸,有愤怒,也有深深的无力感。
一家人力资源机构对1300名硕士及以上学历求职者的调查显示:七成求职者遭遇过企业对“第一学历”的限制性要求;本科毕业于“985/211”的求职者,录用成功率是“双非”院校的1.8倍。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333名受访应届毕业生中,64.9%表示求职中遇到过歧视;在遭遇歧视的类型中,“第一学历”歧视以52.1%的获选率排在首位。65.4%的受访者坦言,歧视导致自信心和自尊心受挫。

小缪的求学经历。
来自安徽的小桂,求学路径和小缪相似:专科、专升本、考研。今年,她投出五十余份简历,大多已读不回。有回音的企业中,五家明确提及“第一学历”问题。
“一般不会直接说不要专升本,只是委婉表示需要四年制本科,自己也就知难而退了。”这种“委婉”,是她感到最无力的地方。它不写在招聘启事上,却藏在招聘的每一个环节里。
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陈女士,也曾遭遇同样的经历。陈女士2013年考入成都理工大学,后来又考上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毕业那年,她拿到了一家私立学校的offer,年薪40万元。为此,她放弃了其他机会。可随后对方却因她的“第一学历”,要求对其进行重新面试,并将年薪降至35万元。
“我当时气炸了,就算找不到工作,也不去了。”陈女士说。
offer已发,却因“第一学历”推翻约定,这是隐形歧视里最伤人的一种。
谁在制造“第一学历”门槛?
记者注意到,遭遇“第一学历”困扰的,基本都是研究生院校明显优于本科院校的毕业生,他们应聘的多是知名度高、待遇优厚的大型企业。他们并非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那些本硕学校差距不大的人,对此相对无感,甚至部分本硕均出身名校的毕业生,明确赞同通过“第一学历”筛选。
“第一学历”歧视为何持续存在?
前程无忧《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显示,2017年至2026年,全国硕士毕业生人数从52万人增至111万人,十年增幅达113.5%。
拥有20年就业指导经验的山东师范大学学生就业服务中心主任褚庆成认为,当前就业市场属于典型的买方市场,用人单位选择余地大,毕业生竞争激烈。“这种形势下,用人单位可能设置一些不合理条件,比如近年来多见的对专升本的限制。”

下班后回到住处,小缪点了一份外卖当晚饭。
一位受访的HR表示,知名企业或热门岗位收到的简历常以万份计,在庞大的简历洪流面前,“第一学历”成为低成本筛选滤网——用本科院校、是否四年制本科一键过滤,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在海量的、最高学历相差无几的求职者中,不可能苛求企业用更多环节甚至几个月去考察一个求职者的真实能力,企业一定会优中选优。”这位HR说,企业并不认为这是歧视,而是“优中选优”——既然有本硕都是“985/211”的候选人,为何要选一个曾经“掉队”的人?
但多位受访者指出,这种“优中选优”的逻辑恰恰遮蔽了一个关键问题:高考的筛选功能与岗位的能力要求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唯学历论的粗放筛选看似高效,却有可能导致人才错配。
曾遭受过“第一学历”困扰的陈女士如今也成了招聘者,她认为:“企业把‘第一学历’当筛选工具,是为降低招聘成本,可这种简单粗暴的筛选,往往会错过真正有能力的人。”她还透露,在她培训机构上课的学生中,有超过80%的人担忧“第一学历”会影响未来就业。
“用同一把尺子量所有人,本身就有误差。”褚庆成表示,学历只能代表阶段性学习成果,无法完整反映一个人的全部能力。
与此同时,社会深处仍存在“一考定终身”的思维惯性——把高考分数等同于终身能力刻度。地域教育资源差异、临场身体状态、少年心智不成熟等偶然因素,都被忽略。一次考试失利,需要用漫长的职业生涯来买单。
但市场中也有另一种声音:高考奋力考取名校的人,理应在求职中获得回报。
两种立场相互拉扯,让“第一学历”争论常年撕裂舆论场。
“概率不等于全部个体。”经历过困扰的小缪深有感触。企业可以依靠学历标签做概率层面的筛选,却不该用一刀切规则,直接否定已通过多轮面试、能力匹配岗位的个体。群体概率,不该成为个体的“判决书”。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人才就业选拔中过于强调“第一学历”,甚至是“唯第一学历”,严重扭曲了人才评价标准,破坏了人才成长规律。他直言,“唯第一学历”的本质是“唯出身论”,是“唯帽子论”,不是唯能力、唯本事,其危害已渗透至教育生态与社会发展的多个层面。

正在查找资料的小缪。
“第一学历”本身是个伪概念
其实,“第一学历”本身是个伪概念。
2021年9月,有网友在教育部互动平台留言提问:“专升本毕业后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还是本科?”教育部答复称: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
早在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就明确提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在招聘公告和实际操作中不得将毕业院校、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教育部也曾多次发文,校园招聘严禁限定“985/211”院校。
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曾连续多年在全国两会上呼吁,明确学历歧视界定标准、处罚与救济渠道,通过立法、监督和社会共治等手段,推动人才评价体系回归“能力本位”。
但现实矛盾在于,如今这种门槛大多以隐性操作存在。招聘启事很少会白纸黑字地写明限制条件,但部分企业会以“国内外名校”“国内知名高校”等模糊表述替代,或在简历筛选、面试环节设置隐形门槛。
问题出在哪里?
多位法律人士表示,当前政策属于倡导性约束,缺少明确处罚细则。当歧视转入地下时,监管落地便遇到现实阻碍。求职者遭遇“第一学历”歧视虽可向相关部门求助甚至提起诉讼,但在实践中,不少求职者最终选择了沉默。因为直接证据难以留存,维权耗时耗力,刚毕业的年轻人大多无力投入。
小缪在入职受阻后曾向企业所在地人社部门反映,但未获实质性反馈。
“对于毕业生来说,维权实际成本很高,这也是为何个别用人单位设置歧视性条件,毕业生却往往不愿或难以维权的原因。”褚庆成说。

小缪选择讲出自己的遭遇,是想为像他一样遭受“第一学历”歧视的人发声。
被头部互联网大厂拒绝后,今年8月,小缪入职了老家湖南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采购岗位。
这是一次被迫的转向。他有些后悔当初草率辞去了良品铺子的工作。至于被互联网大厂拒绝的理由,他至今觉得不合理,特别想问对方一句:“你们更看重能力,还是学历标签?”
采访中,几位受访者反复强调,他们并非否认高考的价值,也不奢求所有企业无条件接纳自己,他们所求的,只是一个被公平考察的机会——不要还未看见能力,就凭多年前的一段经历,直接关上大门。
“高考可以定义18岁的自己,但不该定义28岁的自己。”这是无数突围者心底最朴素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