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国，1950年代到1970年代，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每年增长超过2%。到了1980年代之后，这个数字跌到了0.3%。图为2023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Local 230的成员及其支持者罢工，声援正在罢工的“三巨头”汽车工人。(视觉中国/图)
这些理念从商学院流向企业，从教科书流向董事会，最终改变了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工资单。
在波士顿，一个名叫汤姆的普通工人已经在一家中型制造企业干了五年。他每天早上九点打卡，下午五点离开，周末偶尔加班，日子过得不好不坏。五年前，公司来了一位新CEO，哈佛商学院毕业的。汤姆当时还挺高兴——名校出身的人，总该带着公司更上一层楼吧？五年后，汤姆发现自己比同行业的工人少拿了6%的工资。公司的利润涨了，股东分红了，股价也上去了。唯独汤姆的钱包，瘪了。
这不是汤姆一个人的遭遇。这是2025年发表在经济学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论文揭示的真相。作者是MIT的达龙·阿西莫格鲁（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及他的两位合作者。他们花了四年时间，追踪了美国和丹麦近三十年的企业数据，试图破解一个困扰无数普通劳动者的谜案：为什么经济增长了，我的工资却没怎么涨？
谜案的线索，指向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嫌疑人——商学院。
1商学院是罪魁祸首？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
在美国，1950年代到1970年代，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每年增长超过2%。到了1980年代之后，这个数字跌到了0.3%。整整四十多年，生产率在涨，GDP在涨，唯独普通人的工资单几乎原地踏步。
与此同时，劳动收入份额——也就是国民收入中流向劳动者的那部分——从1980年代的65%跌到了60%以下。就连以工会强大著称的丹麦，企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也从1999年的69%降到了2014年的65%。
经济学家给出了各种解释：自动化抢走了工作，全球化把工厂搬到了中国，超级明星企业攫取了超额利润，工会衰落让劳动者失去了议价权。但经济学大侦探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提醒我们注意另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变量——管理者的价值观变了。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商学院教出来的那一套理念，正在让普通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事情要从20世纪下半叶说起。
在20世纪上半叶，流行的是“福利资本主义”——经理们认为企业有责任照顾员工，提供稳定的工作和体面的待遇。但到了1970年代，一股新的思潮开始占据上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旗手米尔顿·弗里德曼1970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标题叫“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公司财务学的教科书开始告诉一代又一代学生：经理的唯一目标就是最大化股东价值。
这些理念从商学院流向企业，从教科书流向董事会，最终改变了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工资单。
而商学院毕业的CEO，正好是这些理念最忠实的信徒。
阿西莫格鲁等人追踪了美国将近一万家上市公司和丹麦几乎全部私营企业的数据。他们想知道一件事：那些拥有商科学位的CEO——论文里管他们叫“商科经理”——到底给企业带来了什么？
结果令人不寒而栗。
当一个非商科出身的CEO被一个商学院毕业的CEO取代之后，五年时间里，美国企业的工资下降了6%，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5个百分点。丹麦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分别下降了3%和3个百分点。
而且，这些商学院出身的CEO并没有让企业变得更有效率。他们没有带来更高的销售额，没有更高的生产率，没有更多的投资，也没有更多的就业。他们只是把同样一块蛋糕重新切了一下——更多的给了股东和自己，更少的给了员工。
但是，等等——你可能会问：这能说明是商学院教育导致工资下降吗？也许那些本来就打算降薪的企业，恰好更爱招聘商学院毕业生呢？
这就是经济学大侦探们最头疼的问题：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你观察到商学院CEO和低工资同时出现，但你怎么知道是前者导致了后者，而不是某个你看不见的第三因素同时导致了这两件事？
2教育改变了人为了破解这个谜案，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动用了因果推断武器库里的好几样重器。
第一件武器：事件研究法。
他们追踪了那些第一次从“非商科经理”换成“商科经理”的企业，观察换人前后五年里工资和劳动份额的变化轨迹。结果发现，在换人之前，这些企业的工资走势和那些始终由非商科经理管理的企业一模一样——没有提前下降的迹象。换人之后，差距才开始拉开。
这就像侦探在犯罪现场找到了时间线：案发之前风平浪静，案发之后才开始出问题。如果降薪是因为企业本身陷入了困境，那么在换人之前就应该能看到端倪。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件武器：工具变量法。
为了进一步确证因果关系，大侦探们玩了一手更漂亮的——他们拿“董事会中拥有商科学位的独立董事比例”当工具变量。
逻辑是这样的：当一个非商科CEO退休的时候，董事会里商科背景的董事越多，继任者就越可能是商学院出身。而董事会中商科背景成员的比例，在CEO退休之前并不能预测企业的工资变化。
这就好比说，董事会里坐着多少商学院毕业生，就像是一个抽签箱——它只影响你会不会抽到一个商学院CEO，却不直接影响你的工资水平。用这个当工具变量，相当于做了一次自然实验。
第三件武器：出口需求冲击。
大侦探们还想弄清楚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商科CEO到底是通过什么机制压低了工资？
他们盯上了“租金分享”——也就是企业赚了钱，会不会分给员工。
他们利用了丹麦企业的出口数据。如果一家企业的主要出口市场突然需求大增，这笔利润的增长纯粹是外部的、意外的，跟经理的能力无关。面对这样的“天上掉馅饼”，非商科经理会怎么做？商科经理又会怎么做？
结果令人震惊。非商科经理会把利润增长的一部分分给员工——每10%的利润增长，工资涨1.1%。而商科经理呢？
这个涨幅是零。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差别只在利润上涨时出现。当出口需求下降时，两类经理都不太会削减工资——毕竟降工资是件得罪人的事，谁也不愿意干。但利润上涨时，非商科经理愿意分享，商科经理选择独吞。
至此，大侦探们已经锁定了嫌疑人：商科教育。但下一个问题接踵而至：是商学院把人“教”成了这样，还是本来就有这种倾向的人更愿意去读商学院？
为了拆开这个“选择效应”和“处理效应”的谜团，大侦探们在丹麦用了一招“榜样效应”。
他们发现，如果一个高中生所在年级有更多学长学姐选择了商科专业，这个学生自己选择商科的概率也会显著上升。这种“榜样效应”带来的专业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你被谁影响了，跟你个人天生的价值观关系不大。
利用这个自然实验，他们发现：那些因为榜样效应而读了商科，后来成为经理的人，同样表现出了压低工资的倾向。
同样是这个人，如果他当初读的不是商科，也许就不会这样做。
是教育本身改变了人，而不是某类人选择了教育。
3财富去哪儿了？我们来算一笔总账。
在美国，拥有商科背景的CEO所管理的员工比例，从1981年的35%上升到了2019年的55%。根据研究者的估算，这个增长可以解释大约20%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以及大约15%的工资增长放缓。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那些本该流向劳动者的财富，去了哪里？
去了利润里，去了分红里，去了股票回购里，去了商学院CEO自己的薪水里。
研究发现，商学院毕业的CEO比非商学院同行多挣5%到8%。而股东呢？任命商科CEO的企业，资产回报率上升了1.5到1.6个百分点，股价也涨了。
这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财富转移：从员工的工资单，转移到股东的分红单和CEO的薪酬单。
大侦探们还做了一件细致入微的事：他们分析了美国企业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的文本。结果发现，商科CEO上任后，年报里提到“股东价值”和“精益管理”的频率显著增加。
他们用“股东至上”替换了“利益相关者”，用“降本增效”替换了“共享繁荣”。
研究者把这个现象叫作 “租金分享的日食” 。日食的意思是，太阳还在，但被月亮挡住了。利润还在，但被挡住了——挡住了劳动者本该看到的光。
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引发了巨大争议。商学院教授们纷纷回应：有的说自己的项目不教这些东西，有的说样本里的商学院太精英化了不能代表全部，有的说可能是薪酬合约设计而非教育本身在起作用。
争论还在继续。
但论文的核心发现似乎很难被推翻。在经济学界，阿西莫格鲁是出了名的“实证硬汉”——他的每一篇论文都要经过极其严格的因果推断检验。这篇论文从2022年首次公开到2025年正式发表，经历了整整四年的审稿和修改。能在《美国经济评论》这样的顶级期刊上存活下来，本身就说明它的证据链足够坚实。
四十年了，普通人的工资几乎没怎么涨。四十年了，商学院毕业的CEO越来越多。四十年了，“股东价值最大化”从一种学说变成了一种常识，又从一种常识变成了一种本能。
租金分享的日食还在继续。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月亮在哪里了。
知道月亮在哪里，是找到光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