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数据与个体感受之间的“温差”从何而来？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在哪里？当大量资源涌向人工智能与芯片领域，是否意味着其他行业被忽视？房地产困局又该如何破题？围绕这些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俏在接受第一财经《两说》栏目采访中，给出了基于长期观察与政策研究的具体分析。刘俏同时担任国家“十四五”“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他的回答既涉及宏观数据背后的结构性原因，也提出了若干具有操作性的改革思路。
一、宏观数据增长与个体感受背离的根源
对于“宏观数据在涨，但老百姓感觉不到”这一普遍困惑，刘俏认为，首先要理解微观主体与宏观统计之间的视角差异。企业利润、居民收入所感知的是包含价格变化的名义增长，而通常公布的GDP增速是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这意味着在价格走低的背景下，名义增长率要低于实际增长率。企业虽然维持了产出规模，但销售收入与利润空间受到压缩，传导到居民端就是工资增长乏力、经营压力加大。因此，宏观数据的“不错”与个体体感的“偏冷”并存，并非错觉，而是统计口径与现实感知之间的正常落差。
比价格因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分配结构。刘俏提供了一组关键数据：过去五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仅为43%左右，而一般工业化国家这一比例约为60%。也就是说，每创造一百元财富，最终落到居民手中可供自由支配的部分只有四十三元。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偏低，直接限制了消费能力的提升。刘俏直言，如果不通过借贷，43%就是居民消费支出的理论上限。当居民还需要将其中一部分用于储蓄时，实际能进入消费领域的资金就更加有限。宏观增长的数字再高，如果分配给居民的部分没有明显改善，个体感受自然难以回暖。
二、提高居民收入的可行路径
提振消费的根本在于提高居民收入，这一点已成为共识。但如何提高，刘俏给出的答案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做大蛋糕”。他提出，在继续推动产业均衡发展、创造就业与合理劳动报酬的同时，更需要在分配环节进行结构性调整。具体而言，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更加直接地作用于个人，减少中间环节的损耗。去年以来针对农村养老标准提升、生育扶持等政策，已经体现出这一思路的初步实践。未来若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面向居民个人的转移支付规模，将有助于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
另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短板是财产性收入。刘俏指出，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足4%，远低于工业化国家的15%至17%。如果这一比例能够提升，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有增加十几个百分点的空间。而财产性收入的提高，依赖于一个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合理回报的资本市场，以及更加普惠的金融服务体系。这不仅是金融发展的问题，更是收入分配结构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刘俏认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需要改革，应逐步引入收入法核算GDP，不仅要看经济总量，还要看劳动者收入和企业利润是否同步增长。唯有将“人的福祉”纳入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才能从激励机制上引导地方政策真正向民生倾斜。
对于消费的刺激，刘俏建议扩大消费补贴的范围，之前的消费补贴主要是在“以旧换新”和制造业产品方面，如果服务消费也能纳入补贴范围，那不仅能提高民众消费的热情，也可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目前我国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仅占比46%，刘俏测算，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服务消费大概需要占到60%。
三、“投资于人”时代的资源分配再平衡
面对当前大量资源涌向人工智能、芯片等硬核科技领域的现象，刘俏保持了清醒的观察。他并不否认这些前沿产业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但提醒注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这些硬核部门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约为17%。也就是说，另外83%的GDP来自与大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行业，包括大量中小微企业、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如果政策与金融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前沿领域，而占绝对比重的部门活力不足、融资困难，经济结构就可能出现“K型分化”——一部分高速向上，另一部分持续承压。
这种分化带来的风险在于，占比17%的部门即便发展良好，也难以独自支撑就业与民生基本盘。刘俏特别强调，地方政府在布局新兴产业时应坚持“因地制宜”，避免盲目追逐热点、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会引发低价竞争、企业利润下滑、劳动者收入增长停滞，形成“内卷”的负向循环。对解决就业、提供优质服务消费的中小微企业，应当给予同等的政策关注和金融支持。增长不是万能药，均衡的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效率，才是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四、房地产破局：从“开发商”转向“运营商”
房地产问题的核心，在刘俏看来，是长期形成的单一开发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为67%，但按户籍人口计算仅约49%，中间18个百分点的差距对应着约2.5亿新市民。这一群体在城市工作生活，却难以享受均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形成了巨大的潜在需求与结构性矛盾。与此同时，全国存量住房资产规模接近400万亿元，大量商品房在三四线城市处于过剩状态。一方面是住房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另一方面是存量房产闲置低效，这种错配恰恰为房地产转型提供了空间。
刘俏提出的思路是推动房地产从“开发商模式”向“运营商模式”转变。具体操作上，可以联动住房公积金与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收购部分存量商品房，改造为长租公寓或保障性住房，交由市场化机构运营，并通过REITs实现资产出表。这样既能盘活沉淀资产，又能以较低成本为新市民提供稳定居住条件，避免让所有人都走购房这条路。据其测算，部分二线城市此类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可达到5%至6%，具备商业可行性。
此外，刘俏还提到一个政策空间：中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仅约25%，若适度提高至75%，对应可释放约70万亿元的发债空间。这笔资金可以用于投资于人，补齐民生短板，包括新市民的住房、社保和教育等领域。窗口期正在打开，“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标志着政策理念正在发生实质性转变。
刘俏的整场访谈传递出一个核心判断：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人民福祉，而非规模本身。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从追求速度转向注重质量，从偏重生产转向平衡分配，这些转变虽然艰难且耗时漫长，但却是解决当前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必经之路。对于公众而言，理解这些深层次逻辑，或许能够更理性地看待宏观数据与个体感受之间的落差，也对未来政策方向有了更清晰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