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雪，候鸟与未完成的协奏曲》
十一月第一个星期二，我在的城市下了场雪。我醒来时是六点十七分。窗外的梧桐树还没落完叶子，枝头一半是绿的，一半已经黄了。雪落在树叶上，没一会儿就化了。人行道上倒是积了一层，薄薄的，鞋踩上去有轻微的沙沙声。我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天气预报昨晚说的是小雨。
我给自己煮了咖啡。没放糖。四十二岁以后，我渐渐不喜欢给事情加东西。咖啡不加糖，牛排不加酱，音乐也尽量少用那些本来可以不用的音符。窗台上有一张便签，白色，三厘米见方。蓝色钢笔写的字，字很瘦，写得很慢：“明天晚上七点，我会来听你的音乐会。请弹《四季》。”没有署名。我拿起来，又放下。这间公寓我住了七年。门外没有门牌，邮箱上只写着一个姓氏的首字母。除了房东和送报纸的人，我想不起还有谁来过。我又看了一遍那张纸，然后把它压在窗台上的烟灰缸下面。我已经戒烟三年了，烟灰缸一直没扔。有些东西留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第二天晚上七点，我在音乐厅。没有观众。这不是演出取消，也不是彩排临时改了时间。只是我和音乐厅约好了，每年十一月找一个晚上，我来弹自己的东西。音乐厅很大，空的时候尤其大。灯只开了一半，舞台上的钢琴亮着，观众席一排一排地陷在黑暗里。深红色的座椅没有人坐，看上去有点旧。
我没有弹《四季》，我弹了《十二月的海》。那首曲子是我十年前开始写的，写到第七页的时候停过一次，后来又捡起来，再后来又停，最后一页一直空着。我试过很多次，每次到了那里，手就停下来。今晚也是。我弹了三小时，弹到最后一遍的时候，窗外已经完全黑了。第三排正中间有一把椅子是拉开的，我记得下午来的时候，它还是收着的。我以为是工作人员动过，就没管。弹完以后，我在台上坐了一会儿。没有掌声，我也没等。
第二天早晨，窗台上又有一张便签，还是蓝色钢笔：“谢谢。你的音乐让某个人没有放弃。”我拿着纸站在厨房里，水壶在旁边响了很久，我才想起来关火。那天下午，我给音乐厅打了个电话。管理员姓周，五十多岁，认识我很多年。“你要看监控？”“嗯。”“出什么事了？”“没什么。就是想看看昨天晚上有没有人来。”他说：“那你过来吧。”
录像很清楚。观众席里没有人，后台也没有。但在靠近后门的走廊里，有个人影，很小。六点四十五分左右出现，一直到九点半都没走。她一直靠着墙，中间有两次低头，像是在看手机。还有一次，她坐到了地上，过了十几分钟又站起来。她没有进大厅。我把录像看了两遍。第二遍的时候，我忽然认出她手里拿着的东西，是一张白色便签。
找到她花了九天。她叫林晚，十七岁。我是在一个街心公园找到她的。公园很小，没有名字。里面只有几条长椅，一棵歪着长的槐树，还有一块已经掉漆的儿童滑梯。那天下午她坐在最里面的长椅上，帆布袋放在脚边。我走过去的时候，她正在剥一颗橘子。我在她旁边坐下，她看了我一眼。“你是宋远？”“是。”“我知道。”“你知道我会来？”“不是。”她把一瓣橘子放进嘴里，“我知道你是谁。”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过了一会儿，我问：“便签是你写的？”她点头。“音乐厅门口那晚也是你？”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问：“你为什么不弹《四季》？”“忘了。”“你不是忘了。”她说得很平静，“你就是不想弹。”我看着她，她又低下头去剥橘子。那天下午风很大，橘子皮被吹到了地上。她弯腰捡起来，放回帆布袋里。“那天晚上，”她说，“我本来是想进去的。”“后来呢？”“后来没进去。”“为什么？”她看着我：“我不敢。”我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听完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已经怀孕七个多月。孩子的父亲没有出现。林晚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正在喝一盒牛奶。她说得很快，像是在讲别人的事情。“他知道吗？”“知道。”“然后呢？”“没然后。”她把吸管咬扁了，“我也没再找他。”我不知道还能问什么。我们坐在公园里，十一月的下午四点多，太阳已经开始往楼房后面落。孩子们从滑梯旁边跑过去，鞋底沾着湿泥。“你父母呢？”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我妈在外地。”“你爸？”她摇头。“那你一个人？”“现在是。”她说完，喝了一口牛奶。我忽然发现她的手很冷。“你为什么不进音乐厅？”她看着远处：“怕听完以后，还是一样。”我没有说话。那天下午我们坐了很久。后来她走的时候，把帆布袋背在肩上。袋子很旧，拉链坏了一边。我看着她走出公园，拐进街角。走到一半，她回过头：“宋远。”“嗯？”“那首曲子，你是不是还没写完？”“没有。”她点点头：“我就知道。”
孩子出生在一月十七日，下午六点二十三分。我在医院。从下午开始，我一直坐在产房外面。墙是灰色的，地板也是灰色的。走廊尽头有一扇窗，天一直阴着。我带了一本谱子，《十二月的海》，最后一页还是空的。晚上六点多，门开了一次。护士出来，说孩子已经出生了，是个男孩。我站起来，又坐了回去。过了一会儿，林晚叫我：“宋远。”我走进去。她脸色很白，头发贴在额头上。床边放着一个小小的婴儿床。孩子刚出生，眼睛闭着，手放在脸旁边。林晚看了我一会儿：“你看一下。”我走过去。孩子忽然动了一下，我伸手碰了碰他的手指，他的手很小。“叫什么？”我问。“还没想好。” 然后她笑了一下：“念。”“哪个念？”“就一个念。”她看着婴儿床：“姓以后让他自己选。”
那天晚上我没走。凌晨一点，医院的走廊很安静。我坐在门外，想起了那两张便签。第一张：“明天晚上七点，我会来听你的音乐会。请弹《四季》。”第二张：“谢谢。你的音乐让某个人没有放弃。”我把两张纸摊在膝盖上，看了很久。然后我想起几个月前，她在公园里说过的话。她说她那天晚上本来想进去，又说，她不敢。我以前一直以为，那张便签是写给我的。后来才明白，不是。至少第一张不是。那天晚上，她原本已经想好了要怎么结束，只是经过音乐厅的时候，听见了钢琴声。她站在门外听了三个小时，不是因为那首曲子有多好，她甚至不知道曲子的名字。她只是听见了最后那一段。那里没有结束。琴声停下来以后，什么都没有，她却站在那里。
几个月以后，我问她：“那天你为什么觉得那首曲子没有结束？”她正在给孩子穿衣服。孩子已经会翻身了。她把衣服的扣子扣好，说：“因为你停得不对。”“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一首曲子真的结束，最后一个音落下去以后，人会知道结束了。”“我的不是？”“不是。”她抬起头：“你的像是你自己不弹了。”我笑了：“这也能听出来？”“能。”“为什么？”“因为我也有过这种时候。”她低头继续给孩子穿袜子，我没再问。
四月，梧桐树开始发芽。我又回到了琴房。《十二月的海》放在谱架上，我坐在那里，看着最后一页。空白，还是空白。十年了。那天下午，窗外有一群鸟飞过去。我不知道是什么鸟，它们飞得很快，经过屋顶的时候忽然转了一下方向，然后又排成一条线。我坐着看了一会儿，拿起笔，在最后一页写下：“给某个人，第一号。”然后我开始写。没有想太久，也没有重新修改前面的部分。有些音符很早以前就在那里，只是我一直没有写下来。那天晚上，我把最后一页写完。曲子还是原来的曲子，只是终于有了最后一个音。我给它改了名字，《候鸟》。
五月以后，林晚偶尔带孩子来琴房。孩子大多数时候在睡觉，她就坐在窗边。有时候我弹琴，有时候不弹，她也不催。孩子醒了以后，会盯着钢琴看。有一次，他伸出手，摸了一下琴腿。我弹了一个低音，他吓了一跳，随后又笑起来。我又弹了一下，他伸手去抓空气。林晚说：“他喜欢声音。”“以后说不定学钢琴。”“那得看他自己。”我点点头：“对。”孩子趴在她怀里，很快又睡着了。
第二年十一月，又下了一场雪。这一次天气预报提前说了。早上起来的时候，窗外的梧桐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窗台上没有便签，什么都没有。我坐到钢琴前，把《候鸟》放在谱架上。弹到最后一个音的时候，天刚好亮起来。远处有鸟飞过，我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最后会飞到哪里。琴声停下来以后，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门外传来一点声音，林晚在叫孩子。很快，门缝下面露出一只小手，在地板上摸索了一阵，又缩了回去。我笑了一下，然后重新坐好。这一次，我没有再弹。我只是听着外面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