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有”法则。
存在着，也就“有（着）”。
有，等价于“分别（识）”。
识或者说分别一定是一个判断的行为，判断就一定具备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的内在属性（内禀性）——这是“分别”必然具有的法则“三要素”。
——否则，就“无法分别”。
因此，具备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三要素的法则可称为：分别法则——也叫做“有”法则。
即：识会产生“有”法则效应。
最源始的分别叫“根本识（参考佛学的阿赖耶识）”。
根本识一旦“有（着）”，马上就被因识而生的“有”法则自我约束，就有了局限性，有了封闭性，也就缺失了绝对自由。或者说，绝对自由就有了“度”——自由度。
距离、空间、时间、无限这些概念都是根本识的自我约束。有了约束，就注定了根本识的局限性。我们难以想象宇宙的无限、时间的无限，正因为我们的心识因根本识的局限而被局限，就导致了本末倒置的因果：因为局限（有），就有“无限”共轭相悖，才有无限的概念。没有局限，无限只是“咫尺”；或，无限就是与实在同构的本我：（时空）起点即是终点。
实在，没有有限无限之分，而叫作——无度。
无限，是一种“障眼法”。障眼法，是根本识“有”法则的“自执之法”——自迷。时空，不过是根本识“自迷”的“产物”。
我们不可能从宇宙的边缘“探出头去观望”。
对于爱因斯坦所认为的时空“弯曲”，可以理解为：时空就是一个“共情之下共识”所形成的巨大的“莫比乌斯带”，当我们企图“探出头看”时，“有”法则效应“形影不离”。这类似于一个人紧盯着自己的影子走，会有影子无限的错觉，事实上我们永远走不到自己影子的边缘，更永远走不出自己的影子，这才是“无限”的真实义。人永远是自己影子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永远处在宇宙的中心，永远活在我们自己编织的笼子（法网）里。
——我们在地球表面以为的直线其实是曲线，因为我们与地球建立了“自他分别的关系（参考系）”，黎曼因此而发展出“内蕴性”的黎曼几何——我们与影子（存在）建立了自他分别的关系，因此就有了自己局限自己的内蕴性的“有”法则。
——我们以为踏遍千山万水，其实是踏在同一双鞋子上。这就是佛学“色即是空”的意义——在…之内（之中）。
——我们踏在同一双鞋子上，自以为已经踏遍了万水千山——空即是色——在…之外。
色空不二——虚实法则。
《圣经》曰：“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上帝“本来”确实是万能的。
——
但是：
——当产生“有光”的识之时，就有了分别心，就“坍缩”了，就叫做“有识”。有识，就有判断，就产生“有”法则。“有”法则，就是：“是什么就不能是什么”、“做什么就不能做什么”、“因为什么就所以什么而不能所以什么”，就叫做悖论属性的约束——有光之前，首先要定义什么是光，而什么是光，确实可以是上帝自己“说了算的”（“万能的”绝对自由：感性与理性、是与非绝对无分别——对称性）。如果是“别神”定义了光，再由上帝创造光，上帝就只不过是一个按图索骥的工匠（只有自由度）；如果在上帝创造光之前，就已经有了光，就不叫上帝创造光，而叫作上帝山寨了光（还是只有自由度）。因此，光是上帝“绝对自由”地自定义的。但是——上帝自定义了什么是光之后，光之外的其它东西就不能是光，即上帝创造光的同时，亦等价于创造“有”法则，这光、暗、好、坏就是上帝自己的分别心创造的“有”法则。当然，上帝也可以自定义说：有暗，就有了暗；上帝也可以认为暗是好的，就把暗光分开了。但无论光好还是暗好，都改变不了上帝自己的分别心创造“有”法则的事实。
有了“有”法则，上帝就不能随心所欲了。尽管这“有”法则是上帝创造的，尽管光，是“上帝的”光，暗，也是“上帝的”暗，但上帝创造光的时候，就不能用暗顶替光，亦不能用“坏的”这个识顶替“好的”这个识。因此不论是有光也好，有暗也好，上帝一旦作出了确定判断，就一定是理性的判断，理性的判断一定被“有”法则所局限，上帝的判断行为就一定是理性的判断行为，理性的判断行为就必然受“有”法则所约束（依然只有自由度）。
假如：上帝创造光的“同时”，“万能地”随心所欲地用暗顶替光，这个上帝，就是“精神分裂”的上帝，而不是理性的上帝——例如特朗普。
即上帝创造光的同时创造“有”法则，并同时被自己创造的“有”法则所约束（万能的上帝造一块上帝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全能悖论）——上帝也就“跌落神坛（塌缩）”——不再万能。
又假如：上帝创造“有”法则后，又能够随心所欲肆意地修改甚至破坏“有”法则，这个上帝，就是“邪恶”的上帝——例如曾经道貌岸然的西方。
——我们制造一台机器的过程，其实就是在重新组合、设定“有”法则的过程并已经预设了这台机器的目的，然后我们必然按制造这台机器的目的去使用这台机器。操作这台机器时，必须遵守我们制造这台机器时设立的“有”法则，这台机器也一定是按我们设计的方式运行。任何机器，都不过是制造者意识反映的物质性表现，都不过是在“有”法则下，再组合之后形成的“可重生再有”。
（联想式的发散思维——笔者阅览大量以美国为主导的种种西方政治性理念及言论、人生哲学、影视及文学作品，并剖析其历史经纬后，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曾经的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在美国立国之初，思维的自由度确实相当之高，因此确实有着似乎在人间“无所不能”的“超能力”。但种种“可重生再有”的有形无形产品问世之际，西方人并没有意识到：本身并非独一无二的“可重生再有”的东西，却亦具有约束制造者自身的“超能力”，令制造者被自己制定的种种“法案”、“法律”、“守则”等等自定义理念所束缚，也就形成了凡事皆有一套套独一无二的规则需要去遵守或者说执行、处理的思维模式。发展到现代那些以美式英语为代表的表达里，字里行间处处皆是自定义也就是自以为是的语境，在政治层面上就形成一大堆所谓的政治正确。种种“可重生再有”的东西产出越多，自定义规则就越多，也就有了种种匪夷所思千奇百怪的言论、法案。例如“拥枪权”、“黑命贵”、“零元购”、“性别模糊”等等。这就形成这么一种黑色幽默：现代的西方人，在言词表达上思维越来越敏捷，逻辑性越来越强，表达的内容越来越准确到位，因此在表面上，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整个社会环境就显得特别的自由开放。但实际上却是：在西方那些朗朗上口“自由”之人，他们其实是最没有自由度，思想深度最肤浅的一群人——这是笔者看“美国大片”、看美式文化、看西方选举时的切身感受：言词感人，内容空洞——所谓的开放，不过就是碎片化的自我束缚——西方人确实不容易被别人洗脑，他们是“自愿自觉地”自己被自己洗脑——所谓的“个性”就是：没有个性也要创造出个性，否则就out了。有人形容：看美国这些年拍的电影，就像看高中生、初中生凭着他们最原始的荷尔蒙冲动拍出来的东西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