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导及官方数据，2021年至2025年间，中国大学至少取消了1万2000个专业，其中大部分属于人文及社会科学领域。部分高校表示，调整专业是为了因应人工智慧快速发展及就业市场的变化。
今年3月，中国传媒大学宣布取消16个本科专业，包括翻译、摄影、漫画及视觉传达设计等，引发网路热议，也受到台湾媒体关注。
随后，据当地媒体报导，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廖祥忠表示，在“人机分工时代”，教育必须全面变革，课堂应重构教学形式、内容和思路，并将部分学习任务交由人工智慧完成。
据教育部统计，中国高校在“十四五”期间撤销或停招1.22万个本科专业布点，同时新增1.02万个，累计调整比例超过30%。教育部表示，专业调整体现了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高品质发展能力的显着提升。
儘管中国高校同步增设人工智慧及其他技术相关专业，但大规模取消传统专业的做法，也引发学生和学者的担忧。
有学生因所学专业遭取消向法广表示，他们将成为该专业最后一届学生。
多名学者也对人文及社会科学专业受到的冲击表示忧虑。
巴黎政治学院教授让-路易·罗卡(Jean-Louis Rocca)接受法广採访时表示，人工智慧无法取代人类的思考能力，也无法取代学习人文学科所需要的人际互动。
他以外语学习为例指出，现在有人认为，既然人工智慧可以提供语言学习工具，就不再需要外语教师，学生可以直接使用由程式设计师开发的人工智慧系统。
但他认为，这种看法忽略了语言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外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现在人们认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外语教师，可以直接使用由资讯工程师利用人工智慧开发的程式。但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学习语言不需要社会关係。
“然而，这是非常难以想像的。因为从定义上来说，语言是透过与各种不同的人接触而学会的。在一个社会中，语言类型千差万别（文学语言、通俗语言、俚语，因社会阶层、地区、年龄等而异……），词汇也极为丰富多样。
那种高度科技化的学习方式，认为人可以切断与其他人的多元社会关係、单靠科技完成学习，我认为是非常有问题的。而正是通过与不同的中国人交流，我才学会了说中文，而不是花很多时间在语言教室里。”
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李少民则认为，中国高校取消专业的速度可能过快。
他接受法广採访时表示，人工智慧发展得越快，就越难预测未来就业市场究竟需要什么能力。
“学生不是太阳能电池板，大学也不是工厂。人力资本的规划要困难得多。”
他认为，在时代和就业市场快速变化的情况下，大学应该教导学生如何运用人工智慧，以及如何思考、研究和查证，培养那些难以被人工智慧取代的能力。
他警告，认为“人工智慧可以提供答案，所以不需要再学习”是一种危险的观念。
因为如果一个人对经济、历史或商业一无所知，又如何判断人工智慧提供的答案是否正确？
法国塞尔齐巴黎大学教授张伦也持有类似观点。他认为，人工智慧越发达，人们反而越需要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教育。
“至少我个人认为，不管刚才提到的那句话是不是带有一点玩笑的成分，像这种对历史、人以及人文各个方面具有多重了解、能够从多重视角思考的教育，在全球人类面临人工智慧时代的今天，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这些东西都被取消，那真的是非常可怕。这最终究竟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很难预测。即便中国发展起来了，培养出了一些只会处理技术性问题、却没有任何人文价值的人才，我也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 ”
而中国高校大规模调整专业，也凸显了年轻人“毕业即失业 ” 的隐忧。
微软202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翻译工作者是最可能受到人工智慧影响的职业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持续偏高的青年失业率，也反映出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7月上升至百分之17.9，是过去11个月以来的高点。
但即使大学大幅调整专业方向，这是否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李少民指出，中国多年来大幅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但经济发展并没有创造足够多、具有吸引力的专业职位，来吸纳大量大学毕业生。
他警告，如果所有人都响应政府发出的同一个讯号，蜂拥投入人工智慧领域，中国未来可能面临人工智慧专业毕业生供过于求的问题，从而以另一种供需失衡，取代目前的就业困境。
但李少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高校大规模调整专业理解为一场针对批判思考的意识形态运动。
他表示，中国的大学并不像西方国家的大学那样具有高度自主性，而是中国“国家整体体系” 的一部分。因此，哪些专业应该扩大、缩减或取消，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经济发展、科技竞争及国家安全等政策目标影响。
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控制国家机器，因此也不应把“党的决定” 与“国家的决定” 截然分开。
他同时承认，政治、历史、法律及社会等领域所面临的政治限制，远比自由民主国家严格，而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自由的限制也早在人工智慧出现之前便已存在。
但就这一轮专业调整而言，他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国试图让高等教育以及整体人力资源配置，与国家的经济、科技和战略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但罗卡则认为，这一轮专业调整背后，也反映了中国对科技和技术发展的"崇拜”。
“我认为，中国存在一种对科技解决方案的迷恋，而这种迷恋可能反而带来问题。 这里存在一种观念，那就是认为，问题最终都可以透过科技来解决。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就可以不再需要人。
学生面对的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台机器。我们必须仔细思考这些决定可能带来的后果。”
罗卡认为，这种对科技的高度依赖并非最近才出现，而是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发展模式。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发展。技术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并在许多领域极大地改善了生活质量：高速列车、遍布各地的地铁、医学领域的进步。因此，民众对技术着迷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正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现在需要开发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AI。如今，人们普遍认为技术是必经之路，是推动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力的根本武器。
欧洲各国也对技术深信不疑，但我们曾因技术遭遇过许多挫折，因此对技术的看法更为审慎。我们对此保持警惕。在中国，关于技术影响的集体思考仍然不足。”
相较于罗卡对科技至上的忧虑，张伦则对中国年轻人的未来抱持较为乐观的看法。
他指出，中国曾经历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严格思想控制，但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下，仍然有人逐渐产生批判和反抗的精神。
“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也经历过毛时代。其实，我对这些事情既不盲目乐观，也不完全悲观。
因为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那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控制时期，几乎没有其他的知识和精神资源。那是一个拥有六、七亿人口的国家，人民能够接触到的文化内容非常有限，当时主要就是那几部样板戏，甚至连电影都没有，后来也只是进口了几部朝鲜电影。你可以想像，在这样一个文化和思想的沙漠中，后来其实仍然孕育出了一些人的批判和反抗精神。
我的意思是，这种严酷的控制，确实可能造成一代人的精神贫困，其影响肯定是非常糟糕、非常深刻的。
但另一方面，我也不完全绝望。我认为，人性当中总有一部分是向着光明、向着自由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一部分，会去追求美好的东西，探索新的事物；这是一种内在的需求，也是一种内在的冲动。”
张伦认为，年轻人真正进入社会、面对现实生活之后，可能会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所接受的教育和官方宣传。
他以自己那一代人为例指出，许多人年轻时曾受到强烈的政治教育，但当他们后来进入农村或工厂，真正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时，才发现现实与此前接受的宣传存在巨大落差。
“许多年轻人将来真正面对社会之后，你再怎么向他们宣传习近平思想，当他们找不到工作、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他们当然会开始怀疑：你跟我说的这些究竟是什么？
就像我们当年那一代人一样。很多人到了农村，最后被毛时代的一些思想灌输得很深。可是，当他们后来到了工厂、到了农村，真正面对中国社会残酷的现实之后，才发现，那完全是一套虚假的宣传，那些东西跟现实完全是相悖的。”
他认为，今天的网际网路和资讯交流，也让这种可能性比过去更大。
“在今天这个网际网路时代，我相信这方面的可能性会更大。而且，今年中国也翻译了很多作品，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也写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世界很难彻底关上大门，因此各方面的资讯交流还是会存在的。
只是现在可能还缺少一些恰当的时机，以及恰当的诱发点，去促使、推动这些年轻人进行更深入、更具批判性的探索。”
因此，张伦说，他既不悲观，也不盲目乐观。
“我知道这个体制它的残酷性，它洗脑的能力，它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同时呢，只要这种人的主动性还在，这种主体性还在，他将来可能在什么条件下，还可能会重新完成自己的那种精神上的转化，去探索未来，去替自己，也替这个国家、替这个世界去寻找新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