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侃袁绍

《三国演义》写官渡之战可以说是三大战役中写得最臭的。

本来袁强曹弱，袁绍拥有北方四州，十万大军，无后顾之忧，曹操仅有兖豫两州，四周强敌环伺，军队也不过两、三万人，然而经过一番神操作，袁绍在官渡近乎全军覆灭，曹操一举奠定统一北方的基础。官渡之战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战例。然而我最初读《三国演义》时，赤壁之战不用说了，就是夷陵之战也印象深刻，对孙权恨得咬牙切齿，但对官渡之战却没有什么感觉，除了觉得袁绍蠢得到家。后来才闹明白，罗贯中出于扬刘抑曹的需要，对官渡之战的情节安排极为松散。从战役开始到结束，中间插入了大段和战役进程没有太大关系的情节。仅从《三国演义》的回目看，赤壁之战基本从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开始，到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结束，情节紧凑，孙刘曹三方斗智斗勇，犹如长江之水一个漩涡接着一个漩涡，高潮迭起。夷陵之战从第八十一回‘急兄仇张飞遇害　雪弟恨先主兴兵’起始，到第八十五回‘刘先主遗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结束，基本也围绕着孙刘对决的过程描写。而官渡之战实际从第二十二回袁曹各起马步三军　关张共擒王刘二将就开始了，到第三十回‘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基本结束，一共九回文字，中间却夹杂着第二十三回‘祢正平裸衣骂贼　吉太医下毒遭刑’，第二十七回‘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第二十八回‘斩蔡阳兄弟释疑　会古城主臣聚义’，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等四回无甚相关的情节。以“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为例，整个故事本就是官渡之战的附带产物，但我们看到的只是曹操和关羽悠哉悠哉地“调情”，完全感觉不到袁曹生死大战的气氛。

让我们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如何处理官渡战役。《资治通鉴》不是小说而是历史实录，不可能要求突出一个主题。但涉及官渡之战的文字从“袁绍既克公孙瓚，心益骄，贡御稀简。……。绍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以攻许。”开始，到“冀州城邑叛绍者，绍稍复击定之。绍为人宽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故至于败。”共约八千五百字。涉及江南孙策的只有两节，一节孙策下江南约一千四百字，一节孙策遇刺四百多字，加起来不足两千字。而涉及张绣、刘表、刘备、关羽、董承等人的文字都和官渡之战紧密相连，给人一种群雄竞逐，观望利用袁曹之争的感觉。中心极为突出。尤其最后从“曹操出兵与袁绍战，不胜，复还，坚壁。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而行。”到“冀州城邑叛绍者，绍稍复击定之。绍为人宽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故至于败。”约两千来字，集中描述具体战役进程，让人深刻感受到两雄相争，曹操的胜利来之不易和战役结果的决定性意义。

只有明白战役的重要性，我们才会关心：

为什么袁绍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三国演义》的解释大致可以归结于田丰自杀后的一首诗：“昨朝沮授军中失，今日田丰狱内亡。河北栋梁皆折断，本初焉不丧家邦”，意思是不会用人。沮授在战前的主张是：“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军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博。宜徐持久，旷以日月。”“ 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田丰的意见是：“今不如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人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两人都主张持重待机，不要贸然和曹操决战，结果袁绍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导致战争失败。

进一步：为什么袁绍没有接受二人的意见？

大多数人将其归咎于袁绍个人的性格：一是气量太小，二是多谋少断。曹操的第一谋士荀彧比较了袁绍和曹操在“度、谋、武、德”四方面的优劣：“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原为用，此德胜也。”陈寿的《三国志》认为：“ 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皆此类也。” “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毛泽东则评论：“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兵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

再进一步：袁绍为什么会小肚鸡肠，多谋少断呢？这才是本文的中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绍和曹操可谓一卵同胞，从东汉官场这个大卵泡孕育出的政治孪生兄弟。两人都是典型的官二代，早年都当过县令且有令名。黄巾起义后东汉政权编练新军，置西园八校尉，袁绍当了中军校尉，曹操当了典军校尉，地位差不多。但董卓进京以后，两人虽然都反对董卓，发展却开始出现分化。袁绍出身真资格的官宦家庭，官N代。高祖父袁安从东汉第二个皇帝汉明帝刘庄时期开始做官，后因平反楚王刘英谋反牵连案被提拔为河南尹，有点像北京市长，在汉章帝刘炟时任司徒，汉和帝时期抵制过外戚窦氏专权。他的儿子袁敞当过司空、孙子袁汤当过太尉、曾孙袁逢、袁隗分别担任过司空及太傅。太傅，司徒，司空号称三公，是东汉最显赫三个官位。他袁家四代全部占全，故称为“四世三公”，可谓伴随东汉一辈子的显赫大家族。《红楼梦》描写的曹寅百年望族都没法与其相比。袁家“门生故吏遍天下”，要想当官的就得走他家的门路。而曹操的血统却远没有如此纯正。他的父亲曹嵩虽然也当过太尉，但走的是中常侍，大宦官曹腾的左道旁门。东汉时期宦官和仕宦朝官的斗争极为激烈，居然酿成了数次反复的党锢之祸，直接导致了东汉的衰败。所以曹嵩这个太尉多少有点来路不正，很为天下名士瞧不上。

当时的知识分子想当官需要一些所谓名士的推荐，从而在江湖上扬名立万。曹操也不例外，就去见名士许劭。许劭“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但他看不起曹操，就给了个“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著名评论，放在今天绝对的高级黑。也不知近两千年前的曹操是头脑简单还是缺根筋，反正他听了很高兴。

袁绍却用不着这么麻烦，他的家族资本就是信誉。他当时干着战国时期信陵君，平原君之流的勾当：“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其中张孟卓就是张邈，大名鼎鼎的反宦官党人“八厨”之一，后来和曹操起家密切相关。许子远就是许攸，也是参和反宦官的积极分子，后来直接决定了官渡之战的成败。曹操也是袁绍当时交结的一位，但二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袁绍的做法搞得大宦官中常侍赵忠很警惕：“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结党营私，你他妈要造反吗？

请注意“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这几个字，表明袁绍从开始就走的是上层路线，不太接地气。老夫认为这才是袁绍后来失败的关键。

董卓专权导致袁绍和曹操相继离开京师后，就可看出这两爷子掌握的资源差异。袁绍逃亡冀州后，董卓下令通缉。他的朋友劝董卓放他一马，还让他做了渤海太守。关东诸侯起事后，袁绍就以渤海太守的身份参加。因本人名气大，又和董卓有过面对面冲突，被推举为盟主。但渤海郡属冀州管辖，袁绍背后有个名义的上司冀州刺史韩馥。韩馥对袁绍可谓三心二意，起事之前百般阻挠，起事之后又经常克扣袁军的粮草，唯恐袁绍发展壮大。所以袁绍虽然开局气场强大，但渤海郡或冀州支援的士卒其实应该算作官军，远非刚上任太守没几天的他靠名气所能玩得转。而曹操到了陈留，“散家财，合义兵，”组织了一支五千人的部队。《三国志》魏书卷六到卷八都是当时和曹操并立的各地军阀传记，从卷九开始记述曹魏所属干部,首先就是诸夏侯曹传，收录了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人的本传。熟悉三国的朋友都清楚，这几位其实都是曹操的宗族。《三国演义》第五回说得比较详细，也比较合理：“又有沛国谯人夏侯惇，字元让，乃夏侯婴之后；自小习枪棒；年十四从师学武，有人辱骂其师，惇杀之，逃于外方；闻知曹操起兵，与其族弟夏侯渊两个，各引壮士千人来会。此二人本操之弟兄：操父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过房与曹家，因此是同族。不数日，曹氏兄弟曹仁、曹洪各引兵千余来助。”虽不足以作为信史引证，但本文就是闲侃，只想表明诸夏侯和曹氏兄弟都是带着本家队伍前来投奔。曹操起事靠的就是这些宗族子弟兵，其战斗力远非那些莫名其妙跟上袁大名士的老爷兵可比。

没有坚强的基本部队，恐怕才是袁绍不敢硬刚董卓的主要原因。从史书上看，袁绍并非胆小怕事之辈。比如：面对董卓的凶相毕露：“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袁绍毫不示弱：“天下健者，岂惟董公”。和公孙赞作战时，袁绍带着的数百人突然被对方两千多骑包围。田丰让他躲到空墙后面，袁绍把头盔一扔，大喊：“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反逃垣墙间邪？”愣是打退了公孙赞的攻势。官渡之战前，他拒绝沮授，田丰等人持重待机的建议，非要全军出动和曹操一战决胜负等等。但在讨董战争时，他应该清楚自己手下那伙菜鸟实在上不得台面，一旦打起来基本就是血本无归。后来酸枣食尽，诸侯星散，袁绍回到河北，最初连懦弱的韩馥都不敢打。反观曹操，居然敢率孤军到董卓面前讨打。虽然结果难看，但曹洪那句“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的豪言，充分显示了拥有本家基本部队的优越性。

没有坚强的基本部队是个先天缺陷，但并不等于后天不能弥补。问题是袁绍身边还聚集着一大群牛皮哄哄的“天下名士”。这些人深谙东汉末年的暗黑官场操作，略施小计，几乎兵不血刃就赶走了懦弱的冀州刺史韩馥，给袁绍送上了一份大礼：入主冀州。冀州就是春秋时期的赵国，今天的河北，当时号称甲士百万，谷支十年，汉光武帝刘秀就以此为根基夺得天下。乱世务边，袁绍夺取冀州可以说抢得了围棋中的先手，完全可能复制刘秀过去成功的先进经验。可惜冀州来得太容易，反而给袁绍带来了严重的内部问题。

袁绍的谋士集团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审配，逢纪，荀堪，许攸，郭图这伙河南帮，他们跟着袁绍到河北开基立业，立下拥戴之功，属于袁绍的绝对亲信，占据袁绍身边的诸多重要位置。另一部分就是河北的地头蛇，以沮授和田丰为代表。沮授“少有大志，多权略”，死后曹操曾叹息：“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但沮授有个严重问题：袁绍图谋冀州时，他是韩馥的骑都尉，和长史耿武、别驾闵纯一起反对向袁绍让位，话说得还挺恶毒：“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欲以州与之？”袁绍夺取冀州后，他转身又给袁绍献上了沮氏“隆中对”，大意是以冀州为根本，先统一河北，再号令天下。得到袁绍重用，被封为奋威将军，负责监护诸将。田丰则在韩馥时期已经弃官回乡，是袁绍夺取冀州后听说他的名声后，以重金卑辞返聘的干部。像这样的人，没有经过重大考验，老板怎么可能完全信任呢？何况名士名士（记住此前提到的：“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都是些眼睛朝天谁也不服谁的主儿。就是河南帮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比如审配和许攸。官渡之战前，曹操的首席谋士荀彧就说：“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审配，逢纪有拥戴之功，许攸是袁绍的老朋友，资本都不小。如果审配，逢纪受袁绍重用，许攸肯定不服气，早晚要闹出乱子。荀彧原先依附袁绍，后来瞅着这厮没出息又投奔了曹操。他对袁绍阵营的了解实在是入木三分。

但是，袁绍要有一支管用的基本队伍情况就完全不同。比如，刘备听了隆中对的天大忽悠后与诸葛亮情好日密，自然会引起死党关羽，张飞的不满，免不了吊几句二话。刘备回答：“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史称“羽，飞乃止。”好简单呀。其中的关键就是关张是刘备的死党，只要刘备发话，他们都不会到背地里搞小动作。反过来，刘备正因为有关张这样的死党，压得住台盘，就是放手让诸葛亮搞也丝毫不怕他夺权，完全没有顾忌。同样，曹操之所以可以对下属大度（如官渡之战后不追究私通袁绍的官员），正在于他有诸夏侯，曹仁，曹洪等宗族子弟和其他死党镇场子，我怎么着都不怕丫翻了天。隋末的李世民能做到大肚招降纳叛也是如此，有他老李家太原起事的基本队伍。宋金刚的大将尉迟敬德和寻相投降后，寻相再次叛变，大家都怀疑尉迟，只有李世民仍然相信他。为什么？很简单，寻相叛变后，面对李世民的实力做出什么大事？基本销声匿迹了。这和公司老板一样，如果他的产品技术先进到连个别员工泄露商业秘密都不怕，还怕谁在自己身边搞点小动作吗？而袁绍就不同了。《三国演义》第七回袁绍磐河战公孙，情节基本符合史实，除了最后赵云出场把袁绍打得稀里哗啦以外。这一回中提到的鞠义是袁绍打败公孙赞的重要将领。但鞠义原来是公孙赞的叛将，不是袁绍的起家将领，只因这厮后来太狂就不得不杀掉了是。杀鞠义的结果又给别人袁绍小肚鸡肠的印象，导致上下猜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袁绍的阵营就是老板说话不管用，里外又挤着一大群能干或自以为能干的主儿，真是想不出问题都难。官渡之战前，沮授和郭图、审配等人就战略方针发生激烈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史书提到的几句：“郭图、审配叱曰” “监军（指沮授）之计，在于持牢，而非见时知几之变也。”活灵活现地表现了袁绍阵营中嫡系对杂牌的豪横。这也是为什么争议之后，郭图可以轻易离间袁绍和沮授之间的关系。田丰也面临这个问题。官渡之战失败后，袁绍对逢纪说：“冀州人闻吾军败，皆当念吾，惟田别驾（指田光）前谏止吾，与众不同，吾亦惭见之。”逢纪回答：“丰闻将军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结果袁绍杀了田丰。表面看是袁绍“貌宽而内忌”的性格原因，更深层的恐怕还是主力垮了，害怕压制不住这帮地头蛇。曹操和名士张邈一度好得合穿一条裤子，起家时得到张邈大力支持，然而曹操一旦带队离开打徐州。陈宫几句话就把张邈说反了，充分说明名士是靠不住的。淝水之战苻坚大败，他平时待之甚厚的慕容垂，姚苌等人纷纷起兵叛乱。慕容垂还好点，不愿把苻坚逼入绝路，姚苌干脆捉住苻坚还绞死了他。荀彧的评论：“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衆，其实难用。”其中的法令不立说穿了就是压不住台盘。

袁绍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最近的一次就是老蒋常凯申了。国共之间也有点像袁曹之间的关系，先合作后翻脸，分手的关键就是“四一二”政变。老共看“四一二”是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国民党则认为是共产党在农村捣乱。其实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和下层民众的矛盾总爆发。当时的革命已经到了不发动下层民众起来就不可能打到清朝残余的北洋军阀势力的程度，但传统的乡绅势力还根深蒂固。国民革命军中的大多数中上层军官就是这些传统乡绅势力的代表，共产党发动民众打土豪分田地，损害的就是他们的利益。“四一二”清共，几乎所有上层势力都站在蒋介石一方，甚至包括蔡元培这种温和派。这就有点像袁绍最初得到代表上层的广大“名士”的支持。蒋介石依靠上层社会的支持轻易打垮了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就像袁绍在名士支持下夺取了冀州。蒋介石比袁绍好点的是手上有一只比较牛的军队，黄埔嫡系。问题是这支嫡系没有参加北伐战争最初的几次重要战役。北伐军首先出师湖南，继而在汀泗桥、贺胜桥打败吴佩孚的主力，夺取武昌，主要是张发奎的四军和李宗仁的七军打的，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的一军后来只是抄边出福建打了点擦遍球。北伐战争结束战后桂系坐大，势力从北京延伸到广西，占据了半壁江山。虽然蒋介石凭借各种手腕把桂系打了下去，但终究没有被消灭。其他各路军阀也大同小异，比如冯玉祥是北伐中打败张作霖的重要力量。虽经中原大战打击基本垮台，但残余势力依然存在。中国的规矩是：江山不是完全靠拳头打出来的，终究不让人服气。地方军阀伴随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共始终，他们代表着各地上层士绅集团的利益，同时又谙熟政坛的各种骚操作。蒋介石不能以武力压制的结果就是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矛盾重重，给人以一种极度腐败的感觉。蒋介石又要利用他们，又要防范他们，同时他们又对中央的各项政策牵制掣肘，就像袁绍的谋士团体，按下葫芦瓢起来，最后被更加团结的中共利用而彻底失败。周恩来说老蒋“民主无心，独裁无胆”反映的就是这种背景。反观中共，之所以在一九四九年争取到全国各民主党派的支持，不就因为手中有一支空前强大的军队吗？不光不怕你闹事，解放后老子反右还找你丫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