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另一份“广场协议”，但这一次的目标不是压低被高估的美元，而是推高被低估的人民币。
1985年，促成“广场协议”以帮助削弱美元的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在纽约广场饭店向记者发表了讲话。图片来源：Mario Cabrera/AP
1985年，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代表齐聚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以应对一种严重失衡、危及整个全球经济的货币。
如今，世界需要另一份“广场协议”，但这一次的目标不是压低被高估的美元，而是推高被低估的人民币。
中国巨大且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正威胁着要掏空其贸易伙伴的产业基础。多年来，世界其他国家一直恳请中国改变其经济模式，更多地依赖国内需求而非出口，但收效甚微。
一份以关税为后盾的货币协议，或许是促使中国采取行动的唯一途径。时机或许已经成熟。对中国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尤其是在欧洲。法国政府在2月份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的这股浪潮如今威胁到……欧洲生产体系的核心。”今年6月，德国基民盟主席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呼吁针对中国达成一份新的“广场协议”。
本周末，20国集团(G20)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们将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会议，这将是开启对话的良好起点。
贸易顺差的规模有两个事实无可争议。首先，中国的贸易顺差巨大且在不断增长。高盛(Goldman Sachs)预计，今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2万亿美元。据高盛估计，中国的“经常账户”（涵盖货物、服务和投资收益的贸易指标）顺差规模正逼近全球GDP的1%，这是战后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未曾达到的份额。
其次，相对于贸易差额和购买力等基本决定因素所应决定的水平，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高盛认为低估了19%，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学者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则认为低估了35%。
分歧在于两者之间的关联：是后者导致了前者吗？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和大多数正统经济学家看来，人民币被低估并非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成因，而是导致顺差的内需不足的表象。
经常账户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储蓄与投资之差。在正统观点中，这根植于各经济体的基本结构。美国出现经常账户逆差是因为储蓄太少，而中国出现经常账户顺差则是因为储蓄太多。
IMF将中国的过度储蓄归因于一系列结构性因素，例如安全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财政体系对家庭征税过重从而抑制了消费。
近来，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导致投资萎缩，进一步扩大了经常账户顺差。IMF表示，解决方案是：“财政刺激应侧重于通过投资于民来持久地提振消费”，并遏制房地产市场的崩溃。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操纵汇率的明确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出口、抑制进口。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写道，廉价的人民币降低了中国商品在国外的价格，同时提高了外国商品在中国的价格，从而推高了顺差。它还“将收入从可贸易商品的消费者转移到可贸易商品的生产者手中”。通过将收入和投资引向出口产业而非消费者，这种做法压低了消费，扩大了经常账户顺差。
过去十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区间。然而，正如高盛经济学家卡马科什亚·特里维迪(Kamakshya Trivedi)和Hui Shan在最近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疫情以来，受封控和房地产泡沫破裂影响，中国的商品价格有所下降，而与此同时，由于刺激措施和供应链中断，发达市场的商品价格则在上涨。这意味着经通胀调整后的人民币汇率已大幅下跌。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成本低于其他地区。图片来源：Kyodonews/ZUMA Press
这增强了中国的竞争力。高盛比较了制造商在中国的成本（如鞋履领域的New Balance和电动汽车领域的特斯拉(Tesla)）与它们在其他地方的成本，以及中国公司（如家电制造商海尔(Haier)）与外国同行（如西门子(Siemens)）的价格。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的价格要低32%；在冰箱领域，低38%；在鞋履领域，低53%。从理论上讲，如果人民币估值合理，这种差距本不应持续存在。
解决方案中国官员口头上承诺提振消费，但鲜有实际行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为家庭提供支持的做法贬斥为“福利主义”。他认为，扩大出口、限制进口能让世界更加依赖中国，同时让中国减少对世界的依赖。
高盛的经济学家们认为，随着贸易顺差收窄，汇率重估将通过维持增长来补充国内改革。然而，塞策表示，被低估的人民币减轻了中国改革的压力，因为当经济其他领域陷入停滞时，它能维持出口。
根据“广场协议”，美国及其盟友将联合干预以压低美元兑西德马克和日圆的汇率，并结合国内改革，例如收窄美国的预算赤字。这一策略奏效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先是扩大，随后急剧收缩。
不过，当时的西德和日本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中国并非如此，而且也无意合作。中共旗下媒体《环球时报》6月发文称，“中国绝不接受任何以汇率为借口的无理打压，也绝不会回到少数大国联手左右其他国家命运的旧时代。”
一艘集装箱船驶离中国青岛港。图片来源：AFP/Getty Images
中国的贸易伙伴也无法简单地通过大量买入人民币来推高其汇率，因为中国严格管制人民币的获取渠道。
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可以加征关税，并承诺如果中国重估汇率，就会下调关税。2005年，在面临美国国会关税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启动了一轮重要的人民币升值。
美国已经通过大幅加征关税削减了对华贸易逆差。欧洲也正逐渐接受这一想法。前述法国的报告提议“采取前所未有的贸易保护措施，相当于对中国征收30%的普遍关税；或者让欧元兑人民币贬值20%至30%”。
但障碍在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喜欢关税，可能不愿意用关税来换取人民币升值。他对削减赤字也未表现出多大兴趣。其他国家则立场不一，不愿与中国交恶，而且在被特朗普加征关税后，这些国家也并不愿意与他合作。
然而，如果能够超越政治纷争，美国及其盟友会认识到他们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而一份无论有无中国合作的货币协议，都可能是最清晰、最少拧巴、也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