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卓在阿富汗班达米尔湖边 图/受访者提供
“我只知道，我得启程才能见到这些远方的人。”
1990年代初，南京大学南园宿舍区的开水房贴出了一张“征友启事”，征集暑期一同去三峡旅行的旅伴。这是班卓第一次尝试出门远行，她和几名旅伴从南京乘船，沿着长江一路逆流而上。白天，空中飘荡着被风扯成薄丝的云，夜晚，她铺开塑料布睡在甲板上，辨认满天繁星。
这是班卓第一次自主规划行程出行，之后她还去了新疆，仅凭一张《中国地图册》上的全国自然保护区分布图，她踏上了去往喀纳斯的旅途。为了抵达几乎无人知晓的喀纳斯，她坐了许多天的火车去乌鲁木齐，又倒了几趟班车从阿勒泰到布尔津，再搭运木头的卡车到达贾登峪——距离喀纳斯几十公里的林场。路途没有住处，她就住在卡车的驾驶室里，住在哈萨克人家的毡房里，遇见善良的人们。
那趟旅途在班卓的记忆中留下了闪亮的希望，掀开了美好世界的一角。她想去更遥远的地方，遇见更多的人。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次年，国内试行“按需申领护照”的制度，班卓立即申请了护照。那时她已工作了几年，正脱岗攻读研究生，利用闲暇时间，她从与家乡广西接壤的越南开始，逐步游历东南亚、中亚、非洲、美洲等地域。她不期然地遇到了很多人，与他们的生命发生碰撞，通过书写记录下珍贵的瞬间。近几年，她重新整理这些文字，2024年重版《陌生的阿富汗》，2026年出版墨西哥行记《燃烧的龙舌兰》，还有一本从非洲到以色列的游记预计2027年出版。
往日的世界在纸上重现。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在没有手机、移动网络、电子导航的年代，如何探索陌生的国度。班卓靠网络论坛收集信息，然后，这个身材瘦弱的女人就上路了，背着一个30升的背包，带着证件、衣物、洗漱用品、相机。“我只知道，我得启程才能见到这些远方的人。”
01
路上的旅人
在外旅行，班卓喜欢住在当地人家里，她总能遇到向她敞开的大门。第一次被邀请是在巴基斯坦，她在喀喇昆仑山脉腹地的罕萨山谷看杏花，路过的小姑娘问，“要不要去我们家坐一坐？”上门后，小姑娘当小学老师的父亲回家，接着问班卓，“要不要住我们家？”班卓住了一个星期，像是他们家的另一个女儿。小学老师给她取了个名字叫“赛玛”，当地一种花的名字。他们在之后几年都保持着联系。直到现在，班卓还保存着从巴基斯坦寄来的皱巴巴的信件，上面贴着巴基斯坦国父像的邮票。
刚到伊朗时班卓住旅馆，两位年轻的大学生提着烧鸡前来敲门。他们听说旅馆有个外国人，想来聊聊天，临走时给班卓留下另一个城市的地址。后来班卓路过那个城市，住进了他们家，跟着他们认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一名诗人，每天开车带她转悠。有一次，开车途中见到落叶，诗人停下车跑去路边，双手捧起一把落叶：“看！这是我们伊朗的秋天。”
邀请往往不期而至。班卓从伊朗的伊斯法罕汽车站打车去旅馆，车站经理帮她叫了辆出租车。行驶10分钟后，司机接了个电话，转头把手机递给她。电话那头是个小姑娘，“你坐的是我哥哥的车，你要不要来我们家？我们欢迎你来。”小姑娘名叫Rose，是车站经理的女儿。班卓去到她家，全家人忙碌起来，点披萨外卖、铺地席、拿出各种奶酪制品。
住在Rose家的几天里，班卓只能等着Rose放学回家聊天，其他人不会说英语，只笑眯眯地拿出食物招待她。由于语言不通，大多数时候，班卓跟Rose的家人没有太多沟通， 但能够从他们的笑容里感受到善意。班卓思考过原因，“中亚国家是游牧民族，人们在哪里停下来，就会被好吃好喝地招待，竭尽所能地招待客人是他们的一种民族性，远方来的都是客人。”
她去的这些地方的民风很淳朴。在以色列，一个半月的旅程，班卓没住过旅馆。让她惊讶的是，以色列许多村里的人家都不锁门，大门只有门把手，没有锁。有一户招待她的主人把电脑藏进杂物室的纸板里，让她在要用的时候自己找出来，只叮嘱一句，“里面还有我的证件和钱，你不可以动。”
2008年后，班卓开始主动在沙发客网站上寻找沙发主并住进他们家。《燃烧的龙舌兰》一书记录了2010年至2011年之交她在墨西哥与几名沙发主的故事：从原住民村庄来到城市读大学、想要从政的塞列奥，在海滨度假区担任导游的吉米，还有家里有一片龙舌兰农场的安东尼奥等等。他们都向这个远道而来的旅人展示了自己真实的生活，甚至是心里最深的伤痛。班卓将这样的关系称为“旅途共同体”：“我是一个旅人，进入别人家里，在彼此都不设防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一种短暂的共生关系。”
班卓原本要住吉米的同事塔提家，可是她的房子暂时不便招待客人。被拉来帮忙的吉米完全不了解沙发客网站，起初只愿意让班卓住两三天。可当他们一起吃饭、聊天、参加派对后，吉米主动买了一大堆食物回家，对班卓说：“我猜你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月了！”两个月后，班卓真的要走时，吉米再次挽留，“在这里待半年替我看家好不好？”
塔提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姑娘，行动像小鹿，说话像铃铛，酒喝半醉时会唱歌跳舞，会笑着去拥抱他人。班卓觉得她的爱仿佛“多得要满溢出来”，其实她是用热情和“爱”来逃避内心的孤独和恐惧。塔提的亲生母亲曾为了追寻自我的感受而抛下了她，是外祖母和小姨把她养大，这成为她痛苦的根源。班卓跟着塔提去拜访她的母亲，几个女人的生命在完全敞开的谈话中短暂而深刻地交汇在一起，尽管在这之后，她们全无联系。
在《燃烧的龙舌兰》序言中，班卓写道：“我亦逐渐理解，那些陌生的人与事并非真正的陌生，它们只不过被称为‘陌生’或‘未知’。我在旅行中碰到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早已安置在我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我只是以旅行的方式来与他们相遇；而以旅行的方式与他们相遇，也正是与我自己的生命相遇。”
吸引班卓不断上路的正是这些相遇，哪怕只在一瞬间。
02
好奇的人类学者
班卓觉得自己天生应该学人类学，她拥有包容和开放的心态，追求平等和多元性，从不用统一的价值标准来约束自己和他人。她对人有天然的好奇，“人是什么样的，人性是什么，人性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人们都活在特定的文化和规则里，形成不同的信仰、原则、伦理、价值观。班卓对不同地区的人的生活和文化行为充满兴趣，远超过对自然与人文景点的兴趣，“景点是附带于人的。”她观察人们的生活习惯，怎么吃饭、怎么如厕，问他们过得怎样，是快乐还是痛苦。
在墨西哥恰帕斯州，班卓想了解由原住民发起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一场旨在争取土地权利、民主与社会公正的武装自治运动。她的房东塞列奥恰好来自一个萨帕塔自治村，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未来也想要从政，改善墨西哥的政治和社会，但他拒绝加入萨帕塔组织，不想回村工作。面对班卓的疑问，塞列奥的回答是“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
塞列奥在城市与乡村几乎是两副模样。在城市里，他一边上大学一边在酒吧兼职；他在校外租房住，衣柜挂满了时髦衣服，常和朋友们一起闲逛、跳舞，还谈了个美国女友。回到村里，他换上磨破的运动服，住进水泥、夯土和木板搭建的房子；家里跟村里大多数人家一样种植玉米和咖啡，以玉米和南瓜为主食。传统与现代化的差异直观地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发生碰撞。
在偶然去到阿富汗之前，班卓知道这是一个被外界忽视的、灾难频繁的国家，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和饥荒当中。实际走过那片褐色的土地，她才懂得阿富汗人的坚忍：“一旦能够暂时离开战争，就开始过着正常的、普通的生活……并且如你我一样渴望生活、热爱生活。”
▲阿富汗，生活在山崖洞窟里的贫民女孩 图/受访者提供
让班卓尤其感怀的是阿富汗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有一颗善良的心。她去看巴米扬大佛遗址，被住在附近山洞里的孩子邀请去家里，衣衫褴褛的妇人热情地请她喝茶、吃馕。她独自一人在山间徒步寻找壁画，屡次被沿途村庄的人们邀请去家里做客。她穿着厚重的布卡晕倒在暴晒的坎大哈集市上，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穿布卡罩袍的女人怀里，对方正喂她喝西瓜汁。
身为一个女性，班卓在阿富汗同样受到许多限制和轻视，需要穿上布卡或长衣长袖，一人上路会遭到打量和骚扰，独自去住宿会被旅馆拒绝等等。但她尊重当地的文化。阿富汗的宗教和文化引导人们善良、真诚，同时有着保守的习俗和传统。“我不能够只接受他们的善良，又要求他们开放。接受是完整的接受。”
“我们认为的自由在另一个文化环境中未必是自由，我不想用我们认为的自由强加给他们。如果他们有自己对于自由的观念，我极力赞成。自由一定要从他们的文化里生长出来，对于应该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幸福与自由是同样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班卓在阿富汗曾借宿在一户八口之家，丈夫在外工作，每日早出晚归，全靠妻子纳莉亚操持家事，照顾六个孩子。纳莉亚16岁结婚，17岁生下第一个孩子，到32岁已然变成身宽体胖的妇女。再过几年，她的长女也将早早地嫁人，生下孩子。“可是你能说纳莉亚不幸福吗？婚姻自由一定幸福吗？这只是一种权利。”
▲阿富汗，纳莉亚和她的两个小儿子 图/受访者提供
03
心灵之旅
总有人问班卓，旅行对她的意义是什么。她说，她并不追求意义，她出于对人的好奇而旅行。回望所有的旅程，她感受到内心的成长，就像《刀锋》和《悉达多》里主人公历经的心灵之旅。“我知道自己的包容力和理解力在成长。一开始我愿意去包容，但我的生命经验还很单薄，当我把他人的生命经验融合进来，真正理解了以后，包容就成为了我的状态。”
在路上能见到许多远离主流社会的人，比如“追求生命的真实和内心的自由”的雅布。班卓第一次见到雅布是在2009年的约旦古城佩特拉，她借宿在雅布的房间里。那时他35岁，满世界游荡已有两年。他原本在德国一家电子产品公司做研发工作，享有优渥的待遇，辞职后他以不消费作为生活态度和准则，尽可能不参与消费的循环：搭顺风车，拿商店准备丢弃的蔬菜水果，亲手改造旧物。班卓觉得雅布的生活是纯粹的，“没有因为欲望生出很多杂念，不放纵欲望。”
班卓警惕欲望。第一次走进大型仓储式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