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弥补内需的疲软，华盛顿依赖于服务业出口，而北京则押注于货物出口。欧洲将面临这两股浪潮的冲击，经济学家圈（Cercle des économistes）成员及Ossiam经济顾问帕特里克·阿尔蒂斯（Patrick Artus）投书《回声报》如是分析道。
依阿尔蒂斯之见，美国的经济模式并不利于工薪阶层，其特征是收入分配持续向企业及其股东倾斜。自2010年以来，中位数工资的购买力仅增长了9%，而企业的每股收益却增长了近4倍。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的实际工资下降了0.4%，而实际每股收益则增长了7%。
这种极度不利于雇员、却有利于企业的经济模式也有其优势。资产财富实现了增长（标准普尔500指数在5年内上涨了7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77%）；企业有能力进行大量投资（美国的企业研发支出占GDP的2.7%，而欧洲为1.5%；知识产权投资占GDP的比例超过7%，而欧洲为4.3%）。
然而，这种经济模式付出的代价是家庭消费的疲软。2026年第一季度，尽管美国家庭储蓄率暴跌（2026年4月为2.6%，而一年前为5%），按年率计算的实际家庭消费仍仅增长了1.4%。此外，各项投资（半导体、存储器、硬盘等）所涉及的物资绝大多数依赖进口，这就导致进口额出现极快增长（2026年第一季度按年率计算增长21.1%，2025年第二季度增长15%），因而并未能带动美国本土经济的增长。因此，由于其极其不利于工薪阶层的模式，美国正遭受低增长的困扰。
中国的巨额储蓄
阿尔蒂斯接着分析中国。他强调出，中国经济的演变主要受人口老龄化效应的主导，新生儿数量比死亡人数少30%。为了应对老龄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房地产价格下跌（自2021年恒大破产以来下跌了30%），再加上极低的养老金水平（中国的养老金支出仅占GDP的4%），中国家庭进行了大量储蓄（家庭储蓄占GDP的21%，即占其可支配收入的35%）。近期，中国家庭消费陷入停滞，投资率则在下降。与美国一样，中国因此也无法依靠家庭需求来支撑其经济增长。
中美这两个国家可以采取什么经济政策？
阿尔蒂斯在文章中指出，美国本可以改变其收入分配模式，转向对工薪阶层更加有利的模式，但这并不是当前的发展趋势。由于外国供应商（主要是亚洲供应商）在技术投资中的比重巨大，该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无法减少。对美国而言，唯一的出路是继续扩大服务出口（企业服务、金融服务、专利特许权使用费）：自2026年初以来，按年率计算，其服务贸易顺差已达到3400亿美元。
中国则别无选择：鉴于国内需求疲软，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可能引擎在于出口。事实上，2026年7月，以价值计算的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3,9%；2025年全年的出口货量则增长了10%。
这篇文章总结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欧洲面临的危险。如果美国采取通过服务出口实现增长的策略，而中国采取通过货物出口实现增长的策略，欧洲将同时面临来自美国的“服务浪潮”和来自中国的“货物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