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上古三大奇书之首

开篇先说明，上古三大奇书一般指的是：《山海经》，《易经》和《黄帝内经》。毫无疑问，《山海经》作为之首，它在古文化中的地位，历代学者都有极高的评价。

明代胡应麟称其为“古今语怪之祖”。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则谓其“实小说家之最古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更直言：“盖古之巫书也。” 无论从神话学、地理学、民俗学还是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山海经》都是一部无法绕开的奠基性典籍。

《山海经》现存共十八篇，通行的分类是：《山经》五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五篇、《大荒经》四篇。其中《山经》虽然只有区区五卷，体量上却占据了全书大约三分之二，分为南、西、北、东、中五经，是以中原为中心，按五个方位各占一卷，主要记述的是当时属于“国内”范围的山川物产与草木鸟兽。

这就引出了《山海经》的第一个未解之谜：它到底有多少卷？西汉刘歆校订时定为十八篇，但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三篇，只算了《山经》和《海经》，认为《大荒经》和《海内经》中的部分内容不能被算作原始的《山海经》。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恐怕永远不会有定论了。

第二个谜团是它到底成书于哪个时代、为何人所著。目前没有任何定论。一种被大多数接受的观点是，该书成书于秦朝之前，由多人联合所著，这些作者前后可能跨越了上千年。主要有两个证据：

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此书或因其“实用性”（地理、物产记录）而非“思想性”典籍，侥幸留存了下来。之后它在秦末战乱中散佚，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已经提到了它：“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后来西汉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父子主持整理国家藏书，刘歆撰写了《山海经叙录》，并校订为十八卷定本。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其著录为十三篇，归入“数术略·形法类”，其实就是占卜类，有没有点不靠谱，正式纳入朝廷的典籍管理体系。

二是书中有一些前后矛盾的地方，有些还挨得特别近，但内容互相抵触，明显不可能是一个作者所为。最有名的例子是夸父逐日。《山海经》里关于夸父的结局，现存至少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渴死的。《海外北经》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另一种是被杀的。《大荒北经》说：“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除了《山海经》，《列子·汤问》篇也收录了这个故事：“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侵，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同一个神话人物，死法却有渴死和被应龙所杀两种，甚至《大荒北经》里这两句话挨得非常近，说明《山海经》的编纂者很可能只是把不同来源的材料拼在一起，没有统一矛盾之处。这也成为了学者们认为它非一人一时之作的有力证据。

第三个谜团，是《山海经》到底是什么类别的书。历史上它的分类几经变迁：最早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其归入“数术略·形法类”，属于方术占卜的范畴；到了隋唐，《隋书·经籍志》将其改入“史部·地理类”，说明至少在唐朝时期，当时的人们还相信《山海经》里那些古里古怪的东西可能是真实的地理记录；到了清朝，纪晓岚修《四库全书》，大概觉得《山海经》实在不靠谱，直接把它划到了“子部·小说家类”，也就是志怪小说的范畴。从占卜到地理再到志怪小说，一个分类几经辗转，怎么看怎么离谱。

这并不是古人笨，换了你我，也谁都搞不定，因为这涉及《山海经》的第四个谜团：这套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古人大概没有我们这么闲，一边工作之余还能上网在论坛里发发帖子，这不可能的。他们写这么一套书，涉及那么多地理、动物、植物、妖怪、神话人物和故事，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一种说法是，这部书是为当时的朝廷提供地理参考用的，很可能是一套探险指导手册。譬如哪里有一座山，山上有哪些动植物，有哪些危险，你如何与它打交道，被伤了如何自救等等。它的格式非常清晰，尤其是《山经》部分，几乎每一处都是固定的写法：某某山往西大约多远有一座什么山，山有多高，主要气候条件如何，山上有什么植物、什么动物，有没有毒，对人有没有伤害，能不能吃，吃了有什么好处，如果被它伤了该怎么处理。所有的章节都是这个格式，几乎就像有人事先设计好了一个模板，然后不同的人去实地了解，把内容填进去。

比如对于青丘的九尾狐，记录的人可能自己都没有亲眼见过，他只是问了问当地人，当地人告诉他：“哇呀哈，山上那个狐狸好吓人啰，长了九条尾巴，叫起来像婴儿哭，骗你去看它，你一去，它就把你给吃了。”记录的人也被吓得够呛，然后直接记下来了。我说得有点夸张，实际上记录的人可能问得更认真一些，可能多个向导都言之凿凿地确认，但他们可能都没有亲眼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