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之先——观学（107）顺势而为（二一）

也有这么个说法：初心之外，还要用心。

我们常常用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华文化来印证、炫耀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但为什么会“博大精深”却没有多少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笔者以为：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是因为中国人首先是“懂（意会的知）”，然后是擅长继而行地“（慎）用”（系统的）标准，擅长“实用主义”

，擅长“拿来主义”，也即“工具主义”，擅长“洋为中用”，擅长“以夷制夷”。

当然，中国人也有不慎用的时候：把“暂时”不适用的“共产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工具，就曾经把中国人大大地折腾了一番。

《逻辑后缀学》上卷，以西方理念解读了人类文明的两个内涵：理性及创造力。

而中华文明的内涵，则可以用两个字解读：“懂（知）”和“（慎）用”。

能守者，总是有限的、可数的；能用者，则是无限、不可数的：“刚强者，依理而行，招式分明，招势必老。柔弱者，酌情而动，招里藏招，绵绵无尽”（摘自《观学》下部序次《道德新经》）。

如此分析，中西方思维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但是，又为什么要有“孰优孰劣”这样的对抗性思维？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要实现一个“大同”的世界，就必须摈弃“中西方孰优孰劣”这样的思维，树立一个奇异吸引子属性的“普世非价值观”。

以价值衡量的普世价值观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

但本文上一节提到的：以“普世非价值”背书的慧觉平等来衡量的“普世非价值观”——仁义礼智信，则可以成立。

以普世非价值背书，从而引申出的政治哲学观——在真实（关系）面前人人平等的慧觉平等，是亚真实世界的“普世非价值观”：仁义礼智信的理论基础。

而普世非价值观，并非排斥普世价值观，而是“包含”普世价值观——空集是非空集的内禀——以“非”判断意会“是”判断，逻辑位移，逻辑也就完备（下一节会讨论）。

笔者认为，以“仁义礼智信”为“非价值观”的具体关系模式是：擅立者善予之；擅用者慎取之。予者用之源；取者立之根（摘自《观学》下部序次《道德新经》）——这是笔者心中理想的大同世界的具现——大同，“同”的不是什么理想的形式（模式），或什么相同平等的状态，而是理想的、“等价”的关系——大同世界中，华夏文明的“知而慧（负阴）”，与西方文明的“识而智（抱阳）”——（关系）水乳交融——那将是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亚”文明世界——文明，“明”的应该是非价值性的关系之“明确”。

笔者认为，近年来中国政府推行的“一带一路”，就是上述“普世非价值观”的一种具体实践模式的“试验”。

用标准，当然也有用错的时候（例如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中国政府，就有不少为人所诟病的“错用”），但只要“懂标准”，就能够“审时度势”，用错的可能性就大大下降。即使真的用错了，只要懂得“放下”，重新寻求合适的标准来用，事情就依然有“转圜余地”——这才是真正的“纠错”（慎用）。并且，这里的“放下”不是舍弃，只是“放进工具箱里”，需要时还是可以拿出来用。

道德者，宜用不宜守。也可以理解为：用的，是概念；守的，是观念。应该“用”概念而不宜“守”观念。例如曾经的“共产主义”，作为观念不怎么提了，因为在个人主义思潮泛滥的近、现代社会里“暂时”不合适，但现在不合适不等于将来不合适。“共产主义”作为概念，还是有其合理性的，只要满足了条件，例如在亚真实世界里，还是可以“用”的。又例如，语境里的“民主”问题多多，但“转换”为意境里的“民主”，也一样是“称手”的工具（相同语义的表述就是：共产主义与民主根本没有冲突，皆是工具箱中的工具，是过程中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目标自身）。当然，如此一来，就显得不够规范甚至没有规范了。但也意味着容错性方面的高容忍度，意思是对种种错失可以“一只眼睁一只眼闭”。因此总的说来，中国人比别的国族显得有包容心。当然，容错性高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在顺势而为的过程中如何因势利导，也就是“引导”。如何引导，关键在于决策高层能否真正懂得“用标准”，但这就不是本文论述的话题了。

在婚姻中，“没有标准”的婚姻具有和谐性及持久性；标准越多的婚姻越紧张越不容易维持。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莫不如是（国际关系方面请参考中国政府常常表述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以上有关标准的“守”与“用”的分析，并没有进行量化的归纳。实际上，西方不乏懂得“用”的人，中国人只会“守”的也大有人在。2021年6月11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供职于美国国防部的退役海军陆战队队员弗朗茨·盖尔（Fra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