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人类是一个“共同体”，没有一个文明能够不受其它文明的影响而独善其身。真正百分之百的自适应，和谐共存，只能是“理想”。
真实关系中历时性与共时性是真正同一的，因此前、后因果关系是百分之百兼容的。但人类受着与生俱来的，不能抹去的
“自定义”
这个基本特征（基因）所限，我们不可能做到“真正同一”，不可能真正消除与真实之间的时间差。因此我们的思维，就一定有后因果关系逻辑下带着价值观“成分”的思维。也就是说，一定有标准，一定有对错，一定有善恶，一定有“他适应”。
我们做不到真正同一。我们能够做到的，叫做（势与力的）“辩证统一”。但笔者认为：辩证法，并非什么真理性的科学方法，不过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权宜之计”的意思是：辩证所包含的“辨别认证”只是手段（例如所谓专制民主），但其本意并非为了“是非分明”，更不可能“越辩越明”，当然更绝非“为反而反”，而是在“辩证”的过程中达到尽可能的“高度统一”。
因此现实中我们根据辩证法所应该做也能够做的，一是尝试建构一种“形神兼备”模式的系统（参考《观学》下部哲学卷十三《绝对自由的“痕迹”》中有关“心学”的论述）；二是尽可能把自定义真实与真实之间的时间差的值（滞后性）减到最小（高度统一）。意思就是：尽快认清现实，认清形势，尽快“放手”、“更换”已经“过时”了的标准、价值观。
怎么判断标准是否已经“过时”？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懂得（知道）什么是“标准”。
中国没有标准，不等于中国人不懂标准。中国人早就知道：“无规矩不成方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懂（知）标准的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沉淀，种种标准已经以中华文明特有的内涵，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血液里。
什么叫做“懂（知）标准”？
无规矩不成方圆。
但方圆不是规矩：自适应就是以为方圆是规矩；
规矩也不是方圆：他适应就是以为规矩是方圆。
（方圆确实是规矩，规矩也确实是方圆，那叫作真实，叫作自然。没有标准的真实是最高标准，因此才有“融入大自然”、“天人合一”之说。但那是“神”的境界，“凡人”做不到，故只能“望”——道德高地，望而不占。）
但规矩可以勾画出方圆。
但规矩既可以勾画出方圆，同样也可以勾画出其它的图形。
规矩只是工具。
工具是拿来使用的。
工具，没有先进或过时，潮流或老土之别，只有适用或不适用之时机。
标准等价于工具，因此标准同样也是拿来用的。
道德者，宜用不宜守。（摘自《观学》下部序次《道德新经》）
标准，是拿来用的，并不适宜“坚守（非识）”。这就叫做“懂标准”。用标准，是有别于他适应与自适应的“中间路线”。（也就是笔者提倡的“受训者”理念）
如何“用”标准？从古代对“天人合一”的意会，到现代的“白猫黑猫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活学活用”、“学以致用”、“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一带一路”、“凡事都有转圜余地”、“兵法的核心在于挑战规则，真正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中国人把辩证法这个“权宜之计”运用得烂熟的当中的巧妙，绝不是“一根筋”（理会）的西方人（也包括了那些强调以“理会”为思维主轴的中国人）能够领会的。
不但不能领会，美国的阿尔塔日报在1853年针对在淘金热中刻苦耐劳的中国人，还得出“道德上比黑人差得多，性格上狡猾欺骗”的结论。
不同版本的类似结论至今仍阴魂不散地盘旋在中华民族头上，例如“黄祸论”。最新的版本则叫做“中国病毒”。在在都反映出，无论是如何知识渊博的“中国通”、“中国问题专家”，如果是通过“理会”来了解中华文明，皆会带着恐惧的、排斥的、莫测的心态，皆会在“威胁”、“崩溃”的结论中百般纠结。
再例如，不久前去世的台湾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尽管被称为“史学泰斗”，却因为终其一生坚持其“有良知的士”的价值观，也就不能认识无论善恶皆有其两面性、相对性；不能意识到站在道德的绝对高地上才是最大的恶。因此他所强调的以“理”解读的儒家的“本心”并不是真实的本心，把本质为道德相对属性的“良知的心”拔高为绝对性的本心，也就“看不见（余英时原话）”什么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初心”，也就“看不见”中国的发展，也就变成了为反而反，最终也就可惜了其一生“学富五车”的饱学（其实皆为“识”），竟为宵小所用，所谓大儒竟不过是“大愚”。
2026年4月15日，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汉语言教授达西安娜·菲萨克在欧洲新闻网站Euractiv上撰文称：欧盟官员喜欢装腔作势，经常会强调欧中政治体制之间的差异，从价值观等方面批评中国。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与中国打交道时，政治作秀毫无帮助。
如果实践里行不通，真理也不过就是垃圾。
标准，也就是规范化。规范化后的系统，特别是成为产品的“有形”的系统，会让人感觉舒服一点，安全一点，甚至是高大上一点——“凡人”的视角：“识而不知”者，是为“迷者（譬如习惯了GPS的使用者）”。迷者其识，具有排他性、局限性、（追求）安全性、熟悉性（这里的“安全”、“熟悉”背后是更大的不安全、不熟悉）。因此本文上卷开篇就提到：“是”判断是人的一种普遍的思维定式，追求正确“是”判断则是人类的共性。
现代社会上有关东西方之争、中国好还是西方好之争，争论的焦点往往是那个系统更规范更合理。如此比较，中国式理念的系统确实大多不如西方。但其实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根本上的不同，首先是思维模式的不同，然后是对目标“守”与“用”的“态度”的不同：
西方人侧重理会的思维，因此对目标的态度是：守是前提，用是为了守；
中国人侧重意会的思维，因此对目标的态度是：用是前提，守是为了用。
以守为前提的态度是一种“放在”的态度——人为规则服务；
以用为前提的态度是一种“放下”的态度（不是了就不是了）——规则为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