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 彩绘十二生肖神像
观复博物馆藏
古人所起的丑名属于神事名，
其中“丑”字代表的神灵是人名主人的本命年生肖。
《丑奴儿》是词牌《采桑子》的别名，
最脍炙人口的是辛弃疾的
《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以我之见，
这一曲名最初来自
中古时代常见人名“丑奴”的昵称。
要探讨词牌名《丑奴儿》，
必须先研究为什么会出现
广泛流行的人名“丑奴”。
“丑奴”与中古时代的“贱名”
从北朝到隋唐，“丑奴”是相当常见的人名。名气最大的，是北魏末年自称天子的万俟丑奴。单从字面来说，“丑奴”意味“丑陋的奴仆”，因此可以看成中古出现的典型“贱名”（opprobrious name）。“丑奴”一名牵涉到贱名的源流问题。概而言之，贱名与诸如天佑、神奴、佛助、法护之类的“神事名”（The ophoric name）一样，是鬼神和超自然力量进入命名领域的结果——神事名是祈求神灵的善意护助，贱名则是为了避免鬼神的恶意伤害。
我早就指出：神事名不见于早期华夏文明，而在中古时代从中亚传入中国，主要媒介是伊朗—粟特文化。至于贱名，我原本认为源于印度，依据是贱名今天仍然流行于南亚，而华北中古流行的常见贱名“猪狗”，有违祆教文化中狗的正面形象。但是进一步研究显示：贱名传播中土的主要媒介仍然不出伊朗—粟特文化。这有两个主要理由：第一，在信仰多元的粟特人中，如《古粟特文信札》里一位弃妇的诅咒，狗的形象并不比猪高明；第二，如下文所述，中古时代常见的几类汉语贱名，常有对应的伊朗—粟特人名例证。
▲考古中出土的粟特人陶俑
吐鲁番（高昌）和敦煌资料显示：为了避免鬼神瞩目和伤害，父母常常以非常轻贱和不值钱的事物来为子女取名，最常见的有“擖”（义为垃圾，或许就是垃圾一词的原始形式）和“粪堆”（后者的委婉形式是“粉堆”）。俄罗斯学者卢湃沙（Pavel Lurje）编撰的《伊朗人名词典粟特卷》中，便收集了类似的“粉尘”和“马粪”等“垃圾型”人名。据卢湃沙的看法，在通行伊朗语的塔吉克斯坦，类似人名现在仍在流行。
另一类有趣的贱名属于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旨在哄骗鬼神：孩子不是自家的，而是通过某种方式买来或抱来的，以此期望鬼神们会放过孩子，不予伤害。这类人名最常见的便是“买奴”（从其他类似人名，应该解释为“买来的奴仆”），此外还有“买来”“市买”“市得”“道买”等等，不一而足。更有甚者，英国学者辛姆斯·威廉姆斯撰写的《伊朗人名词典大夏卷》，收有希腊字母拼写的一个人名，义为“用一块石头买来的”。而北齐河清二年（563）的《阿鹿交村七十人等造像记》，便有一人名叫张石买。《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二载唐代《晋州惠本寺题名》中有一人名叫王石买。还可以因此推论：南朝刘宋开国之君刘裕的小名寄奴，也类似于这种“市场买来型”贱名，义为“寄养的奴仆”，意在避免招惹鬼神的关注和伤害。
▲南朝刘宋开国之君刘裕的小名为“寄奴”
如果把丑奴看成是贱名，便兼有“不值钱”和“不是自家孩子”的双重含义。但是丑奴只是一系列带有“丑”字的人名的特例，中古时期还有丑子、丑儿、丑郎、丑生、丑女、丑娘、丑姬、丑姜之类的人名，不妨统称为“丑名”。从字面上看，这些名字都可以认作与丑奴类似的贱名。可是这样的“丑陋”释义，对于许多丑名实例会造成难以解释的矛盾。
需要强调一下，上述大多数人名以及词牌名《丑奴儿》，原来都是用繁体的“醜”字。“丑”字原来只是代表十二地支的第二位，但是俗写中被用作“醜”的简体。这在敦煌文献里非常常见，包括人名丑奴。至少有两份敦煌文献（伯5032号和北图生字25号），醜与丑被交替用于同一人名。这对于下文解释的丑名确切含义有启示作用。
丑名与贱名的矛盾
引发的丑名新解
仔细查阅中古人名资料，可以看到丑名的范畴很广，远远超出了前举丑奴、丑子、丑女等例。其他许多例子，与丑名的贱名解释有尖锐的矛盾。例如从龙门石窟开凿的时代起，北朝隋唐造像供养人中常见丑多一名，吐鲁番文书中还有人名万丑。这违背了贱名要避免神鬼注意的动机。《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录有大中八年（854）的《杨公甫墓志》，提到杨氏孙辈兄弟三人分别名为宝、丑、多。这里宝和多都是吉利字眼，老二之丑作为贱名显得不伦不类。
此外，丑名常常由丑字与褒义乃至高贵字眼结合构成，违背了贱名的低贱原则。很常见的“丑仁”一名尤其触目。如果硬要认为这里“仁”字并非仁慈，而是“人”字的通假，那么《魏书·穆崇传》提到的穆氏宗人丑善又如何解释？还可以举出清丑、丑定、丑光、丑英等等人名。《唐代墓志汇编》收录乾符四年（877）《赵郡李夫人墓志铭》，提到她的女儿名叫丑媚——“又丑又美”，超过了现代黑色幽默的“很丑但很温柔”。更哭笑不得的是，《北史》卷三八所录的北魏人名裴爱丑，即便算成是黑色幽默的顶峰，也完全失去了“低贱”的含义。最后，《周书》卷一五记载北周太师李弼的祖父名叫“贵丑”，以及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郑惠好等造像记》供养人名单上的“邑子周丑贵”，彻底否定了这些人名的贱名属性。
这些例证表明：中古时代广泛出现的丑名，不能想当然地归结为贱名，而必须寻找其他解释。催生了词牌名《丑奴儿》的丑奴，在这里具有特别的分量，因为汉语人名中广泛使用奴字，也是中古时代特有的现象，代表了伊朗文化圈的深刻影响：“神灵的奴仆”是伊朗—粟特文化中最常见的一种神事名模式。这一命名模式传播到中土后的典型例子，是神奴、天奴、仙奴、灵奴等人名。因为佛教文化的传入，又带来了佛奴、法奴、僧奴等常见人名（佛、法、僧代表了佛教尊崇的三宝）。诗人白居易有个早年夭折的小弟金刚奴，还有唐代房山佛经刻石中常见的菩萨奴、观音奴、天王奴等人名，也是类似的例子。
像其他外来事物一样，神事名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发展出新的文化特征，突出的变异是从伊朗—粟特文化原有的“神灵所赐”取名模式，诸如天赐、神生、佛与、乾育等人名，演变到“神灵的子女”这一更加适合华夏文化习惯的取名模式。后者的例子有天儿、天女、天姬、神子、神女、神娘、神姬、佛儿、佛女等等，琳琅满目，不胜枚举。
如果把“丑”字的“丑陋”含义暂时撇在一边，那么丑奴、丑儿、丑女等丑名非常符合上述“神灵的奴仆”和“神灵的子女”神事名模式，揭示“丑”字在这些名字里实际代表了某种神灵。后一含义更能圆满解释前举丑仁、丑善、丑贵、金丑、丑光等无法归结为贱名的许多中古人名。前引人名“爱丑”，则可以看成是常见中古神事名天爱、乾爱、法爱、僧爱等的倒置形式。
如果中古时代的丑名实质上代表了神事名，剩下的问题便是“丑”字在这些人名里代表了什么？通过金石文献，我采集到的一组可以考出主人生年的丑名，为此提供了一种解释。
1.《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收录北魏《于君妻和夫人墓志》：“夫人讳丑仁，字丑仁，……春秋六十有四，以太昌元年（532）……薨……”据此，和丑仁生于469年（己酉）。
2.《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收录隋代《常丑奴墓志》：“君讳丑奴……大业元年（605）十一月十九日终……春秋八十有六。”因为卒日近于公元年份年底，故常丑奴生于公元521年（辛丑）。
3.《唐代墓志汇编》收录《宣州司法参军事夫人杜氏墓志》：“夫人讳丑，字婆……麟德二年（665）七月□□日卒……春秋八十有九。”据此，杜丑生于577年（丁酉）。
4.《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收录武周时期《史善法墓志》：“君讳善法，字丑仁，……春秋七拾有五，长安二年（702）十一月三日终于私第。”史丑仁的生年当为公元629年（己丑）。注意志主的正名是善法，显示丑仁之“仁”并非“人”字通假，而是取“慈善”之义。
5.《唐代墓志汇编》收录《朝散大夫李推贤墓志》：“以乾符三年（876）十一月十七日葬……儿曰丑儿，年十三……”葬日已近公元年底，据“年龄膨胀” 规律，丑儿的生年为公元865年（乙酉）。
6.《唐代墓志江编》收录《蓟州刺史张建章墓志》：“（咸通）七年（866）九月十日（卒）……有子二人，长曰冀……孾曰小丑。”据此，这位婴儿小丑出生不久，生年当为前一年865年（乙酉）。
7.《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收录《故太原王夫人墓志》：“以咸通三年（862）十一月十六日……冥然而终……一男曰丑汉，今七岁……”据此，丑汉生于857年（丁丑）。
8.《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贰》收录咸通十二年（871）《唐思礼墓志》：“有男子二人，曰丑谨、道儿……长而未冠，幼而未䰎……”成人二十而冠，据此唐丑谨时年十九岁，而应生于公元853年（癸酉）。
这组文献清楚表明：上述丑名实际上并不是贱名，而是记载了人名主人的生年，多数为酉年，少数为丑年。
十二生肖的神格化和人格化
回到大多数丑名符合神事名模式的观察的问题，现在可以说： 这些丑名确实属于神事名，其中“丑”字代表的神灵是人名主人的本命年生肖。这些本命年多数是酉年，乃是因为绝大多数丑名用的是繁体字“醜”，其左半正是酉字。由于俗写中“醜”“丑”两字通用，丑名也可以代表地支第二位的神格化。当然，因为有《丑女缘起》之类佛教文学在敦煌流行，有些丑名或许确属贱名。这就需要寻找其他可靠证据了。
更扩大一些说，丑名是中古时代常见的地支生肖人名的特例。由丑名的神事名属性，可以进一步看到当时的多数生肖名也是神事名。换言之， 本命年地支和生肖已经被认作是该年生人的保护神。
▲十二生肖与时辰对应图
以地支人名为例，除了“丑”作为地支的例子，与丑名类似的中古人名有寅奴、寅姜、申子、申娘、未奴、巳奴、戌儿、亥仁、亥女等等。还有典型“神灵保佑”模式的人名如申保、申佑、辰保之类。另外，敦煌和吐鲁番文书中的“酉儿”和“酉子”等人名，可以说是“醜儿”和“醜子”的简化形式。
直接用十二生肖取名的就更多了。与常见丑名模式相仿的例子，有鼠仁、牛仁、牛奴、牛儿、虎仁、虎女、兔仁、龙奴、龙仁、龙儿、蛇奴、马奴、马仁、马儿、羊仁、羊女、鸡儿、苟仁、苟奴、猪仁、猪奴等等，几乎应有尽有。注意涉及猪狗的许多人名，包括苟子、苟女、猪子、猪儿等等，从结构上说并非贱名，而是以十二生肖为保护神的神事名。除了用“苟”作为“狗”的委婉语，敦煌文献中还出现人名“猪光”，与前面提到的人名“丑光”相映成趣。
属猴的申年值得关注。出于明显的文化禁忌，这是我至今未见直接用动物属相来取名的唯一生肖，而多用申字。以唐代中期名相宋申锡为例，两《唐书》均未记载他卒于太和七年（833）时的年龄，宋的生年因此待考。但是“申锡”一名遵循典型的“神灵所赐”模式，所以他肯定生于申年。根据唐代大臣拜相的通常年龄，可以推断宋申锡生于780年（庚申）或768年（戊申）。
就像神事名原先主要来自伊朗文化圈一样， 十二生肖从地支的通俗性配属，演变为代表本命年的保护神，尤其是出现在大量神事名中，也有明显的伊朗文化因素。简言之，从伊朗萨珊王朝到昭武九姓粟特地区，中古时代都用大同小异的祆教历，把每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另有年终5天节日。祆教历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所有月份和每月30天的名字，都代表了祆教信仰中的各种神灵。在伊朗—粟特文化圈里，常常用代表本人生月或生日的神灵来取名。今天伊朗的少数人群和保持祆教信仰的印度帕西人社区里，还保留了这样的取名习惯。到了以数字来纪月和纪日的华夏社会，这样的取名习惯难以直接采纳，但是汉文化用来纪年的十二生肖，却成了移植这种取名方式的极好对象。
▲史君墓发现的祆教沙罗沙神
▲虞弘墓石椁底座正面的祆教神祇
这种伊朗文化根源，导致西域移民后代中频繁出现地支和生肖名，例如吐鲁番文书中的康寅生、康申保、康酉儿、康龙仁等，以及《资治通鉴》卷一六八记载的北齐康虎儿。
这样的演变，自然带来了十二生肖的神格化。这一过程有很好的考古物证，也即随葬生肖俑在北朝开始出现，经过隋唐而达全盛，到宋元逐渐消失。《唐会要》卷三八因此对“文武官及庶人丧葬”中使用“四神十二时”明器，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里“四神”是传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而“十二时”便是十二生肖。
敦煌文献斯2404号对十二生肖的保护神身份有图像和文字的双重描述：
申生人猴相本命元神，若有精心之者，逐日供养元神者，消灾益福，及昼夜（？）头前安之，大吉。
▲敦煌文书斯2404号《后唐同光二年（924）具注历日》部分
在宗教上，神事名代表了 “个人神”观念——名字的主人与信奉的神灵之间直接的个人关系。以丑名为例，取名者不仅自认是“丑”神的奴仆，也可以认为自己是“丑”神的子女。这样一来，牵涉到的神灵便必须具有人格。对于十二生肖，这一人格化过程也在考古物证上清晰可见：生肖俑最初出现时，是完全的动物形象。从唐代开始，生肖俑的身体逐渐变成人形，只有头部保持动物形象。到了唐末和宋代，生肖俑又从人身兽首继续演变为完整人物塑像。这一人格化过程也见于墓志四周常见的十二生肖线刻：初唐时期，这些线刻完全是动物。例见《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收录的贞观十年（636）《陈叔达妻王夫人墓志》和贞观十六年（642）《刘照璧及妻墓志》。它们后来逐渐变成人身兽首的图案。到了唐代晚期，许多墓志上的线刻生肖完全以兽首人身形象呈现。例见《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第五卷收录的乾符四年（877）《张用夫妇墓志》和大顺二年（891）《邹明夫妇墓志》。
▲ 初唐 生肖瓷俑
湖南岳阳桃花山唐墓出土
岳阳博物馆藏
▲唐代 彩绘十二生肖神像
观复博物馆藏
▲北宋 十二生肖白瓷褐彩俑
江西省博物馆藏
回到丑名的话题。酉年属鸡，在传统文化中一般以凤凰作为这一属相的嘉名，有大量例证。然而丑名却以繁体“醜”字代表酉年，加上了偏旁“鬼”，这正是生肖人格化的需要。屈原《九歌·山鬼》开篇：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充分说明鬼具有人的形象。类似的人格化例子还有《唐代墓志汇编》收录的咸亨元年（670）《杨汤墓志》。汤字仵朗（墓志中“朗”常为“郎”的雅称），卒于显庆四年十二月二日（即660年1月19日），“春秋七十有五”。据此可知他生于586年（丙午）。像“醜”字一样，“仵”也不是个好字眼，但是却是地支“午”在构字上人格化的最现成选项。
这是神事名中国化的一项特征—— 神灵的人格化受到汉字的约束。再如地支“申”的人格化兼神格化的自然选择是“神”字。固然这是神事名常用的神灵通称，但也可以找到神字代表申年的若干例子。例如《唐代墓志汇编》收录了《安神俨墓志》和《董神宝墓志》，据此可以算出两人分别生于624年（甲申）和648年（戊申）。注意安神俨又是粟特移民。其他还有用“祥”代表生肖羊的例子，此处不赘。
从庶民到士大夫
──诗圣杜甫的表字
多年前，我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上做过简单统计，发现在南北朝正史人物本传中，取神事名的比例大致在3%到8%之间。但是敦煌—吐鲁番文献和许多石刻尤其是造像碑题名中，神事名的比例往往要高出许多。这一对比反映了伊朗文化影响的深度，在庶民阶层中超过了士大夫为主的上层精英。北朝时期常见的生肖名，在隋唐墓志中显著减少，也与科举考试带来的儒家文化复兴有关，尤其是墓志志主们大多数属于城市知识阶层和官僚阶层。
各种迹象表明，生肖名在中古时代属于士大夫群体不太感冒的“低俗文化”，至多只是在精英人物的小名中偶然一见。例如《后汉纪》作者袁宏的小名袁虎。字面上涵义低贱的丑名更是如此，即便在北朝时期，也罕见于传统士族家庭。丑名在唐末五代后基本消失，与士大夫阶层掌握主流文化“话语权”不无关系。
但是外来的神事名与中土原有的地支生肖相结合形成的强大民俗，对士大夫家庭还是会造成一定冲击。不妨以十二地支之首——属相为鼠的“子”为列。无庸讳言，猪狗之外，鼠可说是十二生肖中文化形象最差的一种。有鼠辈等流行俗语，即便庶民百姓，直接以鼠来取生肖名恐怕也要三思。我查阅过的资料中，绝大多数“鼠名”来自吐鲁番文书，诸如鼠仁、鼠子、鼠儿、阿鼠等。这里有特殊的地域文化因素：在西域不少地区，鼠类是被尊崇的对象（例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二“鼠壤坟”故事）。
在中原地区，直接用“鼠”字取名显然是文化禁忌，迫使人们转向对应的地支。但是这引出另外一个问题：自古以来，“子”便是最常用的人名用字之一，孔子的弟子名字中比比皆是，如子贡、子路、子游、子夏等等（都是表字）。我们如何能够确定中古人名中的“子”字代表本命年生肖呢？
▲黄杨木雕 “瑞鼠献宝“ 邯郸市博物馆
一个办法是观察人名是否符合神事名的模式，尤其以生肖为保护神的例子，同时又难以用传统字义解释。例如吐鲁番文书和北魏碑刻中有子生、子儿、子女、子姜等人名，与丑名模式完全相同，难用固有含义解释。《考古》1994年第4期刊载北齐《裴子诞墓志》，以及《新出唐墓志百种》收录《李公夫人崔氏墓志》的撰人名叫李子年等，“子”字的最佳解释都是指生年的地支。
更直接的办法是计算人名主人的生年。例如上述裴子诞的生年，据其墓志是508年（戊子）。还有《文化安丰》收录的北齐《严诠墓志》，诠字子仁，据墓志可算出其生年是496年（丙子）。严诠的表字因此符合丑仁一名的模式。更有意思的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康子相墓志》（《中原文物》2010年第6期），据此志主生于592年（壬子）。这是又一位用地支生肖取名的粟特人。这里“相”字既表示属相，在中古人名里还具有“佑助”含义。
因此联想到诗圣杜甫。杜甫表字子美，而他的生年公认是712年（壬子）。杜甫生于子年，又字子美，两事之间毫无关系吗？无独有偶，《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收录《史府君夫人董氏墓志》：“夫人讳媛，字子美……。”这是我能找到的另外一位唐人字子美、同时生年可考的唯一例子。按“年龄膨胀”规律，她生于784年（甲子）。如此双重巧合，使得我们不能不考虑杜甫和董媛的表字，乃是士大夫阶级对生肖名“低俗文化”的风雅回应。
▲诗圣杜甫画像
结语
贱名和生肖名今天仍然见于中国。可是其中的伊朗和中亚文化因素，特别是“垃圾型”和“市场买来型”贱名，已经像盛行一时的丑名那样被完全淡忘了。或许可以从民俗中体会外来文化影响的某种孑遗，这便是中国父母回答小孩“我是哪里来的”问题。在北方，这常常是“你是垃圾箱里捡来的”；而在江南，则通常是“你是菜市场里捡来的”。这两种答案，都蕴含了中古时代伊朗文化圈的遥远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