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格拉底遇见孔子

苏格拉底，西方式的思维叫理会，理会的追问无穷无尽，且往往百人百义，千人千义，即众口难调，也就容易引起争议、纠纷，最后就大打出手。正如海德格尔所认识到的：任何词语语境的意义都已经被“霸占”、被“污染”。通过理会能谈妥的“义”，称为“共识”，共识是建立在双方有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但利益、价值观很容易有变化的，即共识一定是脆弱的，通常是“可共富贵不可以共患难的”。 孔孟，中国式的思维侧重于意会，意会是点到即止，尽在不言中，如庄子谓：得意忘言。意会侧重于“共情”，儒家的仁义道德，是建立在共情基础上的。故中国人对仁义道德的推崇逾千年而不渝。 更因此，我认为西方人的道德是用来“装”的，中国人对道德是“当真”的，因此中国人特别容易“被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