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始写作文。
之前更早一点，看见姐姐写作文，我也有个小日记本，装模作样写过几篇所谓的“日记”。大约都是鬼画桃符，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了。那时候老师布置的无非是“我的父母”“记一件有意义的事”之类。偶尔为了凑数，也胡诌过“帮助老奶奶过马路”之类的善举。
但奇怪的是，无论真话也好，瞎掰也罢，作文课上老师总喜欢拿我的作文当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念。我那时候太小了，就开始骄傲起来，以为自己将来很可能就是某位大文豪的接班人。现在想想，那个“接班人”的念头，大概就是我这辈子做过最不要脸的梦。我还挺怀念那个不要脸的自己。
好朋友里有一个是学校老师的孩子，父母给他订了《少年文艺》的月刊，他会分享给我看。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期期都追着看。后来四年级的时候，我好说歹说让父亲给我订了《故事会》，就是为了和好朋友换他的书。那时候的好胜心，真是要命。每天回家的路上，我要走大约一公里，经常边走边看书。我的眼睛就是在那个时候近视的，主要是闪光。提醒所有爱看书的孩子，千万别在阳光下看书，特别是边走边看，这个毛病真要命。
邻村有个大叔，大约四十多岁，我不认识他，但父母好像认识。他经常在路上碰到我，用他成套的连环画换我的《故事会》。我们成了忘年交。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六年级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可以堆雪人的那种。在南方，这种情况很少见。我们在操场上疯玩，堆的雪人贼难看。到底是南方，雪很快就化了，存不了多久。作文课上，老师布置了以“雪”为主题的题目，内容不限，随便写。那时候流行汪国真的诗歌，我就参考他的风格写了一首《雪落下的声音》，但比他通常的诗歌要长很多，他的诗都很短。具体内容我忘了，只记得老师看完后拼命夸赞。那一次我知道，他的夸赞是真心的。他说，这首诗具备在刊物上发表的质量。
我志得意满，朋友再一怂恿，就信心膨胀起来，决定给《故事会》编辑部寄过去。
那时候投稿很麻烦，也很郑重。我找了一个信封，用最工整的字抄了一遍那首诗，查好地址，贴上邮票。投进邮筒的那个动作，我反复确认了好几遍，生怕它卡在口子上没掉进去。我不知道的是，那个信封里装的不是诗，是一个少年全部的胆子。
过了很久。那年九月我上了中学，这件事渐渐被我忘在脑后。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收到了编辑部的回信。我的诗歌被选中了，将在第二年的《故事会》里刊出，但没有说具体是哪一期。
我记得自己当时高兴得差点跳起来。那种感觉，像有一束光打在身上，整个人都是亮的。但很快，那束光就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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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病了。结核病。其实之前一直有预兆，在那个年代，这个病基本就是无治。家里想了很多办法，直到经济上再也无法支撑下去。最后，父母决定放弃治疗，顺其自然。“顺其自然”这四个字，那时候我不太懂。六年后，我懂了，那是比哭更重的声音，那是他把苦难自己一个人带进坟墓，逼我往前走，永远不要回头。
家道从此中落。我也懂事地再也不敢央求父亲续订第二年的《故事会》。那首诗到底有没有被刊出来？我不知道。因为我再也没有见过那本杂志。就像那场雪落下，落进了我永远没有翻到的页码里。
那个时代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后来，我从善如流地选择了理科。文学从此成了我的爱好，码字成了我的业余。我没有哭，也没有挣扎。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有些东西不能当饭吃，但可以陪我一辈子。
很多年以后，我常常问自己：后悔吗？我想过很多遍，也确认过很多遍。不后悔。
不是为那首诗有没有发表，那不重要；是为那个敢把它寄出去的少年，那个敢做梦、还真的把梦装进信封的自己；是为那个后来弃文从理的自己。他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但他从来没有辜负那个唱歌的少年。
那场雪早就化了。那本《故事会》我再也没见过。但我常常想起那个把信封投进邮筒的下午，那是他的第一次。那个少年不知道，他投出的不是一首诗，是一个往后余生里，每一次回头都会竖起大拇指的自己。
To 散宜生和轻舟，
下面是我们刚刚聊天时候提到的那首歌曲，来自于我好多年起前在街头买的CD，一个很朴实的年轻人。他唱的就是这些歌曲。我被他的歌词和专注吸引了，就买了一张，10块钱。没觉得心疼。自己就心甘情愿为他掏了一次腰包。回去后我把歌曲转成了mp3存起来。印象中只有这几首歌有记忆。那个艺人后来再没有见过，名字也记不住了。肯定没有走红。他到底怎么样了，已经不知道了。学艺术是很辛苦的事情，穷苦家境的孩子更难。
1. 夜半歌声
还有两首歌，【归家路】和【有雨的日子】，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传不上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