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华府的朋友都知道，每年三四月，是这座城市最美丽而浪漫的时节。这不仅因为寒冬已过、气候转暖、阳光明媚、春意盎然，更因为樱花如期绽放。华府的樱花通常在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进入盛花期（Cherry Blossom），期间还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樱花节活动，吸引四方来客。
华府最经典的赏樱地，当属潮汐湖（Tidal Basin）。这里是华盛顿樱花的标志性区域，环湖约2.1英里（3.4公里）的步道旁，分布着约3800棵樱花树。每当花开之时，杰斐逊纪念堂与樱花在水面交相辉映，构成这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春日画面。潮汐湖紧邻国家广场，步行可达华盛顿纪念碑，开阔的草坪与成片樱花相互映衬，尤其适合远景取景。
可以想象这样的景致：樱花在枝头如云般盛开，上万人流连其下，或凝望，或拍照，或低语交谈，或嬉笑追逐。不少家庭在树下铺开蓝色野餐布，占据一隅，全家席地而坐，分享食物，谈笑风生，坐看花影摇曳、盛开与飘落。你也可以携三五好友，沿湖缓行，一面是车水马龙，一面是碧波荡漾，在暖阳与微风之间，体会早春独有的从容与惬意。
我在华府附近工作多年，几乎每年都携家人前往赏樱。今年亦不例外。我们于4月4日抵达，却未见樱花盛放之景，只见满地落英。原来，前夜一场暴雨与骤然降温，使花期戛然而止。樱花本就短暂，从绽放到飘零往往不过数日；其生命亦极为脆弱，一遇风雨寒潮，便迅速凋落。在日本文化中，这并不被视为遗憾。相反，人们认为樱花在最绚烂之时决然谢幕，正是“无常之美”的极致体现。这契合其“物哀”美学——正因为生命无常、时光易逝，盛放之时的璀璨才更显珍贵。凋落并非终结，而是完成，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
由物及人，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不乏如樱花般灿烂而短暂的生命。音乐史上最耀眼的天才之一莫扎特，一生创作巅峰密集，留下六百余部作品，涵盖交响曲、歌剧、协奏曲与室内乐等诸多体裁，却在35岁英年早逝。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不朽名篇《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千古传诵，却仅26岁溺水而亡。然而，中国文化往往不直接赞美这种“短暂之美”，而更习惯以“天妒英才”“壮志未酬”加以叹惋。由此可见，对于同一生命形态，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路径。
华府的樱花，不禁让我想起故国我深爱的一座城市和它的市花——那便是南京的梅花了。南京自古就有“梅都”之称。南京梅花山更有“天下第一梅山”之美誉，与上海淀山湖梅园、无锡梅园、武汉东湖梅园并称“中国四大梅园”，且居其首。梅花山位于紫金山南麓明孝陵景区内，植梅面积逾1500亩，拥有近400个品种、数万株梅树。每年二月底至三月中旬，梅花竞相开放，并举办盛大的南京国际梅花节。虽时令尚寒，气温未暖，赏梅之人却依然如织。
中国人爱梅，不止于其型美，更在于其意像。梅花自古被列为“岁寒三友”之一，又为“四君子”之首，象征坚忍、高洁与持守。王安石有诗云：“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冕亦云：“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陆游则写下“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花之美，不在一时之艳，而在其不畏风雪与冰冻，久寒不改其香的品格。
南京人之爱梅，更在于对类似人格的认同：如文天祥之守节不屈，顾炎武之独行守道，史可法之孤城死守，乃至陶行知与梅兰芳在困境中持守其志。三十年前，我在南京读书时，曾参访梅园新村周恩来故居。无论政治立场如何，人们大抵承认周恩来所体现出的克己、不争、隐忍与坚韧的品德。在复杂的政治与外交舞台上，他不显锋芒，温文尔雅，总能据理力争，掌控全局；在国家动荡年代中，他身处险境，仍尽力维系社会秩序、保护文化传承；而其一生生活简朴，自守其度。这种气质，与梅花何其相似。
南京人之爱梅，或许更多源于这座城市自身多舛的命运。自六朝以来，繁华与废墟在这座城市反复更替；至明末之变，清兵入关，南京失守，士人守节而殉；更有1937年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遭日寇屠戮，使整座城市沉入历史的严冬。然而，在反复的摧折之中，南京从未真正沉没——守城之人、求生之民、延续文脉之士，皆如寒梅，于最冷处开花，于无声中持守。因此，南京人之爱梅，实为以一城之苦难经历，认同一种在风霜中不改其性的生命方式。
若说华府的樱花，是在最绚烂处学会告别；那么南京的梅花，则是在最严寒中坚持存在。一者教人珍惜瞬间，一者教人守住长久。作为普通人行走其间，我们或许不必只取其一。我们可以在盛放的时候尽情盛放，在必须守持的时候安然守持。既有樱花的从容与明媚，也有梅花的定力与清气，方不负此生的春与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