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某一种契机出现，斗争模式就会从分化化转化为巨量化，原本不能释放的势能就会以“共振”的方式，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
物理学意义上的共振现象需要某种特定的共振频率，在共振频率下，只需要很小的周期驱动力就可以产生很大的振动。
而社会学意义上的共振频率，则涉及到“事物的同一性属性”的问题（在某些哲学文章里，“统一”与“同一”是混为一谈的，但两者并不是等价的概念。实际上统一反而意味着不同一）。
在《逻辑后缀学》中，同一性属性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
一个是“非”判断层面意义上的同一性，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同一性。有关这部分将在下卷的章节中继续深入探讨。
另一个是“是”判断层面意义上的同一性。
在自然界中，“是”判断层面意义上的同一性会产生厚实的“非”场，以至于改变环境。
在人类思维中，“自定义是”判断层面上的“同一”是一种“价值观”上的同一，即自定义真实关系的同一。中国人不乏对这种价值观同一性的文学性形容，例如：同心协力（下卷会重新“解读”什么才是真正的“同心协力”）、众人拾柴火焰高等等。这种价值观上的同一是我们人类思维中对事物同一性的普遍认知和理解。
价值观上的同一是一种“伪兼容性”：
当双方有不同的价值观时，在势均力敌的情形下只能够各自互不干涉对方价值观而取得暂时性平衡（对立）。建立在价值观上的同一能够达成，则不外乎以下两种原因：一是被征服后出于无奈的认同；二是共同利益驱使下的认同。当我们“大度地”接纳、认同别人的观点时，本质上不过是自己对自己“我是”的认同（自定义真实的认同）。例如：同一类产品、同一款品牌、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朋友圈、同一个民族、同一个阶级、同一种语言、共同理想、“普世价值”等等。
“是”判断一定是分化的。因此这种建立在价值观上的同一性并非真正意义的“同一”，而只能称为“统一”
。这样的“同一性”，反而误导了我们对斗争性乃至对整个对立统一局面的认知，继而产生更多更大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因为，从集合论的角度理解，价值观上的同一等价于交集，可称为“同一必一”。
“同一必一”本质上依然是“自定义是”判断所必然产生的目标。对这个“同一性”目标的确认判断，同样具备了“是”判断所有的逻辑属性及其外延，当然也具备“是”判断逻辑属性第九个外延的特征：以脆弱的保守孤立姿态在互相依赖又互不相容的冲突、制约、平衡的辩证关系中走向不可持续。也因此同样受“形式第一定律”的制约，即必须在震荡与重复的斗争中才能得以维持。
对“同一”的追求是为了“不再斗争”，但根据价值观追求同一（统一），就形成怪异的逻辑：为了不再斗争必须不断地斗争（即斗争不过是“分化”的“政治性”说法）。这其实就是任何“是”判断都必然具有的逻辑悖论基因的一种具体外现，因此这种同一性的本质依然是斗争性（分化性）。
价值观上的同一等价于集合的一种：人为的、有选择的、刻意地突出共同点的“交集”，不过同样是一种自定义真实下的（新）目标。因此，同一价值观的确立，意味着更多自定义的相关联的补集产生。即因为后因果关系逻辑而形成更加深厚的，并且是自定义的“非”场，造成悖论的扩大化——形成一个共同的、强大的假想敌。原来因为差异的积压而积聚的势能，终于可以通过悖论扩大化后出现的假想敌，在“转移视线转移矛盾”之后，以“一致对外”的模式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形成斗争规模、强度的巨量化。
并且，“是”判断的震荡与重复属性，在巨量化的斗争中就表现出共振性：尽管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可能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但追求价值观的同一，却是人类从未改变过的、共同的、“崇高”的愿望。但如此一来，价值观同一性，反而成了人类社会中，周而复始的斗争越来越巨量化的“共振频率”的产生机制。
并且，种种价值观里的同一，往往是具有“欺骗性”的同一，往往是有意无意地“导引（也就是所谓的‘洗脑’）”下人为性的统一。
这种人为性的操控，美国政界专门有一个形容词：astroturfing（假草根运动）。
那些在每次（反抗）运动中被操控的民众，并不明白：在自定义“是“判断的语境里，任何反抗，皆以服从为大前提。这里的“服从”，就是某种“一定被广泛认可”的价值观。而这些所谓被认可的价值观的“广泛性”，其实是已经被前期的各种灌输手段导引后才形成的（因此，传播学排名第一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在公开课中特别提到：公共事件的舆论突破点与客观公正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作为传媒人需要抛弃的幼稚幻想）——先导引人们相信某种价值观，然后通过“民意调查”确定人们都认同这种价值观，再“根据”这种被“民意”认同的价值观行事。再然后，民众就对这个“顺从民意”的政府“表示满意”了。这就是“假草根”之意：表面是民意，其实是大利益集团的诉求。西方新闻界称其为“旋转门现象”：资本家提出需求给学者，学者研究出满足这些需求的理论，这些理论通过政府或媒体传播给民众，民众接受这套理论后，资本家就因此而获益。这种“旋转门现象”屡试不爽，普罗大众尽管被“旋转”到昏头转向，却始终坚定不移地相信那是“自己独立思考的意见”。以至到人类历史上的战争，能成功地发动的，莫不是这种“旋转”在当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而把“战争起源于人的思想”这句话作为其宪章的首句。
从局部的小型战争扩大到第一、二次全球性战争；从文艺复兴中人权与神权的斗争，到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不同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冷战；看看曾经在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的种种运动；再看看美国为了维持霸权而通过“代理人”推销民主这种“普世价值”模式以至在全世界所引起的动荡；以及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同一价值观的确立——金钱的确立，所带来的扩展成世界性的种种金融问题，无不印证着价值观同一性背后那种愈加广泛深入的可怕的巨量化“共振性”斗争。
当以金钱为主导的消费主义成为世界性的主流文化的道德规范最高准则，从生活中的日常用品，到多少个亿堆积起来的航天器，就让我们产生了以为一切都可以购买，只要有价值，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最终我们就全然忘却了“自然并不需要人类”的真实性，反而在集体潜意识里，共同形成了“人类不需要自然”的自定义真实关系的“共识”。这种共识下，人类社会的斗争就“不再关自然（真实）的事”，而异化为自定义真实之间的斗争。
老子在《道德经》中的“小国寡民…不相往来”，正是对价值观同一性的朴素而又深刻的反思。
辩证逻辑妄图根据价值观层面上的同一性，在对立统一的局面中寻求统一，结果是事与愿违，反而不断形成更深层次的对立并导致更大规模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