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必达，湖北汉阳人，出身寒苦，父母双亡，幼年时曾被卖掉，新中国成立后，考入中南政法学院。
1964年，李必达毕业，广东军区在全国招140名大学生到广州部队工作，李必达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李必达受到时任团政委的于贯文青睐，于贯文曾经担任过黄永胜的秘书，后来于贯文将李必达推荐给了黄永胜。
1967年11月，李必达被调到广州军区司令部当秘书。
“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李必达也跟随黄永胜到了北京。黄吴李邱对江青非常瞧不起，经常背后议论，作为黄永胜秘书的李必达也听得见。于是他就产生了检举黄吴李邱，求得政治上飞黄腾达的想法。他偷偷整理黄吴李邱的言论，有时甚至偷听电话。
李必达写了多封检举黄吴李邱的信件，为保证能够送达，其中一封交给了时任北京卫戌区司令员温玉成，让他转交江青。由于此事非常棘手，温玉成开始不想转交，在李必达的坚持之下，温玉成收下了信。但后来转交给了叶群。
当时中央派黄永胜在北京针织总厂蹲点，黄永胜派李必达在那里盯守。
有一次，黄永胜有急事找李必达，去找他的人没有找到，被告知李必达两天没来了。又到京西宾馆找，无意间发现李必达的废纸篓里有未烧尽的信，上有”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是黄永胜的秘书。。。。“
黄永胜大惊失色，急忙派人到处寻找李必达，终于在住在京西宾馆的总后九大代表王瑞林住处找到了。李必达对于信件内容拒不交代。
黄吴叶李邱于是打算以汇报工作的缘由从江青那里刺探情况。江青收到这个请求后，直接给黄永胜打去电话，恶狠狠地说”要来抄我家吗？“，于是他们确定江青收到了信。
黄永胜立即派人把李必达抓了起来，送到广州军区关押。李必达很有心机，在押往广州的飞机上，李必达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的空白页上写了“捡到后急送江青同志救我”，这本《毛主席语录》被工作人员捡到并交给了吴法宪。随后他们搜查李必达的住所，在纸篓里发现了李必达给江青，康生，张春桥写的信件的底稿碎片。
黄吴叶李邱从李必达的未婚妻处了解到，信件的内容大致是检举他们背后议论江青的事情。
1969年五月初，邱会作向周恩来汇报了此事。周恩来收到过江青的电话，说自己会遭到暗害。周恩来当时不明就里，猜想可能是与军委办事组有了龃龉。对于李必达，周恩来说，他知道就行了，不必写报告。
黄吴叶李邱于是判断，他们与江青的矛盾，毛泽东早就知道，检举信应该没太大影响，周恩来的态度对他们有利。
九届一中全会后，译成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会议开会之前，江青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怒气冲冲地说，有些人对我恨之入骨，天天骂我，打电话也骂我，大家都来看一看，以便我不得好死以后也多个见证人。
黄吴叶李邱都去看了一下，大信封里套小信封，小信封上写的字是“送钓鱼台11楼交江青同志亲收”，黄永胜一看就认出是李必达的字体。信的内容江青不让看。大信封上是江青写的“急送主席亲阅”，毛泽东在“主席”二字上画了一个圈，表示自己看过，一个箭头指向江青的名字，写了一个“退”字，表示退回给江青。
黄吴叶李邱看后，心里暗喜：信的内容他们大致知道了，就是检举他们骂江青；信的事毛泽东知道了，未做任何支持江青的指示。
温玉成将另一封信交给叶群的时间，应该在此以后。温玉成与“四大金刚”关系不好，正是李必达求他转交信件的原因。
九一三后，李必达被放了出来，在总参军训部担任参谋。后转业，2001年退休。2017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