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学在中国沦为绝学已久矣，今人闻此或已不觉其“危言耸听”。这是一个逐利唯恐不及之时代，世人终日俯首于方寸之屏，沉溺在声色光影中，遗忘训诂似也理所当然。忆及去年一位高校老师曾慨叹：除却台湾，国内高校已无将训诂列为必修课。言犹在耳，至今对此念兹在兹。
至于“弘扬传统文化”云云，不过是庙堂之上之宣传。当今之世提及“小学”二字，国人反应唯蒙童教化与中考升学，却不知文字音韵为何物时，训诂之亡确也无须再叹。于是乎文化无根，皮之不存。今人虽操一口流利之普通话，然对字词背后之源流演变，礼乐制度概无所知。正如无源之水，虽喧哗一时，终难免干涸。此非语言之过，乃文化记忆之断层。以此观之，当年静安先生自沉昆明湖，恐非一时之悲，实乃看透这斯文扫地之结局，如今想来竟似是早已注定。
百余年来，训诂随小学被人逐渐遗忘，与其被视为经学之附庸不无关系，上世纪初科举被废，学子无人再读五经，小学也就理当搁置。民国初年梁启超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曰： 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但清儒向这方面用力最勤，久已“蔚为大国”了 。 梁先生以其学识和社会背景， 此言一出即成经典。第一句“小学本经学附庸” 值得推敲，梁先生未将其书作“小学乃经学附庸” ，何谓“附庸” ？即主从关系，经学兴则小学兴，经学衰则小学衰。通过后文“清儒向这方面用力最勤”，而改变了附庸关系。简言之，言“本”者，意指清代之前，小学确为经学附庸。翻阅梁先生其他著作如《清代学术概论》，其旨趣一脉相承。然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穷经皓首，薪火相传，确已令小学脱胎换骨，蔚为独立之学问。梁先生所谓“附庸”之变，实乃受彼时西学“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之风潮影响，以此思维模式格义中国学术。故而推断清儒治小学，非为经学服务。若浏览清代考据巨著，清儒虽考据字源、校订版本极精，以此推重于世，然至于该字对于微言大义有何实质意义，清儒倒未必以为意。清代考据之兴，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康雍乾三朝文网严密，士人动辄得咎，遂避谈国事，遁入故纸堆中。然正是在此“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无奈中，清儒以极严谨之科学精神，爬梳剔抉，反使训诂之学至于极盛。此非附庸之独立，实乃学术重心之被动转移。
清儒对文献考据贡献之巨，笔者昔年曾撰《析清代治学及其对汉学之贡献》详述之，此处不再赘述。但梁先生所谓小学“本”经学附庸，因清儒努力而改变地位之论调，笔者窃以为不可。盖因小学乃至训诂，本非经学之附庸，亦不符史实，试辨析如下。 
训诂之兴远早于“独尊儒术”，《尔雅》成书于战国，汇集先秦训诂之大成，然训诂之实践，远早于典籍之成书。日本汉学泰斗内藤湖南考《尔雅》非一时一人之作，笔者深以为然，《尔雅》成书非专为注经，且看战国秦汉之际，《韩非子 解老》以训诂之法解《老子》，太史公著《周本纪》引《尚书》，虽与考古出土文献有异，亦非纯粹解经，乃至后世道教奉《老子》为圣经，亦有其训诂传承。凡此种种，皆非儒家经学之附庸。梁启超先生学养深厚，对此脉络理应了然。
然则“小学本经学附庸”之误解何来？实乃二千年来经学之势过盛所致。自汉武帝独尊儒术，注疏之家蜂起。至唐初，天下初定，李唐皇室出自陇西，胡汉杂糅，太宗欲正大统，垂拱天下，必先统思想。于是孔颖达受诏撰《五经正义》，明定《尔雅》为注经之圭臬，更将其列为科举取士之典。自此天下学子视小学为通经入仕之钥匙，训诂遂成经学附庸，此“理所当然”之势，竟伴随科举直至清末。其次音韵之变，如江河东下，虽历经朝代更迭而有迹可循。古音之清浊，声调之平仄，皆基于人体发声之生理与语言交流之自然演进。此乃科学之范畴，非帝王意志所能左右，亦非经学教条所能扭曲。
然训诂自有其法度，非依附于经义而生。凡文字之形体构造，音声之演变规律，皆客观存在，不因经学兴衰而转移。夫“因声求义”，“音声通假”诸法，既可证《诗》《书》，亦可证《楚辞》《庄子》，更可证历代史籍刑律。若谓小学必依附经学，犹如谓数学必依附于物理，岂不谬哉？
近代国学大师季刚先生著《训诂学笔记》，为训诂正名，堪称经典。其云： “小学者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也，文字兼形，音，义三者。训诂者义之属，而依附音与形，以探究语言文字正当明确之解释，推求正当明确之来源。因而得其正当明确之用法者也。”
季刚先生此论，直指训诂之核心：即通过明辨形音，以达致意蕴之确解。治训诂而不通经典，或治经典而不通训诂，皆如闭门造车难有实益。季刚先生曾引清代陈澧之说以注证：“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南北。”此论极精，语言之变迁，纵横交错。地远不通，赖翻译以达之，使别国如乡邻，时远不通，赖训诂以明之，使古今如旦暮。训诂之功，大矣哉！
季刚先生昔日登坛授课之讲义，后编入《黄侃文集 训诂学讲词》，其中有云：“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今读之，尤觉发人深省。细味此言，道尽训诂之本源。盖人心之思，瞬息万变，古人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然言辞常有未尽之意，或受限于彼时之语境，或受阻于表达之疏漏。言之不足，故需重言以解之，待其录为文字流传后世，时移世易，后人读之更是雾里看花。于是乎或于对话中补充前言，或于后世追溯古义，此“语言解释语言”之本意，亦是笔者对先生名言之训诂。由此观之，训诂非始于书册，实始于语言诞生之际，言之未尽，复言解之，即为训诂。先有口头之训诂，后有文献之注疏。《论语》是孔子与弟子言语之汇编。姑且不论《论语》成书与历史上真实孔子之实际言辞相去几许，仅就此语录汇编，其中不乏精彩之训诂实例。如《论语 学而》一之十五章：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身为富商，自以为相比“贫而无谄”，若做到“富而无骄”以此自许，意欲求夫子之印证，然孔子对其“富而无骄”仅为“许之”，并指出它不如“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便道出这便是《诗经》所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处子贡并未强求“切磋琢磨”之字面义，而是将治骨角玉石之工序，引申为修身养性之境界。孔子与弟子于问答之间，完成了对《诗经》古义的“义界”，使其由具体之工艺，升华为抽象之德行，此即训诂之妙用。再比如《为政》篇：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此处孔子对樊迟之语，正是对“无违”二字之精确训诂。若无此解释，“无违”易被误解为唯父母之命是从，经孔子一转，将其限定于“礼”之范畴。笔者尤需辨明，孔子之“礼”非今人所谓之“礼仪”，乃是承周公之制并赋予其伦理之新义。孔子因材施教，顺势而导，赋旧词以新义，使僵化之礼制复归于鲜活之人心，这正是训诂学“通古今之变”的活泼生命力所在。季刚先生言“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此言得之，孔子并未创造新字，却通过对“仁”，“礼”，“孝”之反复训诂，重塑了文化之内核。可见训诂从来不是故纸堆中之枯骨，而是文明演进之脉搏。当一个民族失去对自身语言“精确训诂”之能力，甚至失去“解释语言”之兴趣，只满足于声色光影的浅层刺激时，其文化之根脉，恐将如浮萍般随风而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