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跟我说：“写东西要写自己熟悉的，才会更真实且充满感情。”说者语重心长，我时常思量这句话，很直白，也很有道理。回望人生的过往，记录一切细细碎碎的小事，或许是格局不够大，反思也不够深刻。暂且记录下来，等我哪天开悟了，再把这些融会贯通吧……
农村有窑：瓷窑、砖窑、石灰窑。我老家附近不出瓷器，所以瓷窑只是耳闻，从未见其真容，哪怕是烧缸、烧罐、烧陶的土窑也没见过。石灰窑是拿石头烧石灰，据说梁山县那边很多，我没亲见，也不知道那种窑长什么模样。我们村有两座砖窑，一个村西烧青砖的土窑坑，已废弃多年；另一个在村北，烧红砖和瓦片，有着高高的烟囱，并顶着尖尖的避雷针，生意红火了半个多世纪。
不光我们村有，周围方圆十里，我知道的就有仨。最熟悉的是北寨村前边的窑厂，上初中那两三年常经过那儿。砖窑场挖地取土烧砖卖钱，其实对耕地是一种破坏，把耕作了好几百年的熟土挖去，底下的生土要养很多年才能长出好庄稼，除非大量使用化肥，把庄稼催起来增加产量，才会从表面上看起来不至于影响太大。
不过人类发展总得走点弯路吧，不然发展轨迹显得不完整。这句话是调侃，不然我还能说什么呢？不过在挖地烧砖几十年后，现在已经把这种土砖窑都拆了，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早就该做，以环保和保护耕地之名……通过这事儿，想起了那句貌似有理其实很废的话：“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不过这真是句屁话，因为“迟到的正义根本就不是正义”。
坏事做绝再道歉认错，道歉有什么意义？先搞死人再平反昭雪……逗你玩儿呢。当然，这两句也是玩笑，禁止较真儿！小时候经历的那些岁月，听的、见的一些事情，很难用科学来判断，但是某些“能人”用一些方法解决完之后，看似没道理，却还挺管用。比如我们村西那个青砖窑，还是有点“邪乎”的。
我出生的时候已经不再有人烧窑了，只是个高耸的土堆，像个大坟丘，顶上还有个开口，也像个小小的火山口。因为村西我家有块地，来来去去总是经过，都说那地方不吉利，我倒是听话，直到十七岁离开村子也没上去看过，总是绕着走。砖窑下面的路对面，是几棵堂梨树，长得特别旺盛。每逢春天，几棵树开满了小白花，从底下经过时会听到树上蜜蜂忙碌采蜜，发出很大的嗡嗡声。
一股甜丝丝的花香在周围弥漫开来，想不记住那香味儿都难。那几棵树上，除了花，有时候也会看到一块很显眼的大红布，上面好像写着供奉狐仙的“寄语”，或者类似的文字。我想不明白，问过我爹，爹的回答更令我难忘：“这砖窑以前烧青砖，跟红砖窑不同，没有烟囱，要把泥坯子闷在里边，还需要水激才会是青色。”
我是没明白其中原理，后来琢磨，是不是像做烤鸭，分明炉和闷炉？爹还说：“可是咱村这个砖窑，只要一开始烧，离咱这儿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就总死人，死的还都是年轻的。人家那边没办法了，请风水先生顺着‘地气’找到了这个砖窑，说是咱这儿烧砖破坏了人家那边的风水。找来德高望重的‘明白人’协商，协商好之后砖窑就不再烧了。”
砖不烧了，远处那村子里的“邪事儿”也不再发生。之后这些年，那边常组织人来上供祭拜，才有了树上挂的大红布……听起来很不科学，甚至令人费解，但确实解决了问题。这些事发生在我出生以前，我只是见过堂梨树上挂着的大红布，而且更换过几次。加上我爹跟我讲的“传说”，更令我对西窑坑的神秘印象深刻。下次回去，一定上去看个究竟。
村北的红砖窑是解放后修建的。听民大爷说，筹建砖窑的时候，想请我老姥爷去管账。那时候老头已经过了五十岁，在经历了解放前后的一系列动荡后，似乎看破了人生，活得更通透了，加之觉得自己岁数大了，婉言谢绝。想来这事儿距今至少有七十年了。
我老姥爷有个标志性的叹气：“嗐——嗐……”二叔学得最像，先扬后抑，绵延悠长。我经常会想起这一声长叹，尤其这些年，我也人到中年。结合老头的一生，这一声叹息或许包含太多东西：达观、乐观、原谅、宽恕，无奈，甚至放过自己，不再跟命运较劲。其中蕴含的人生智慧，足够我细细品味。
砖窑的烟囱，俗称“窑杆儿”，很高，绝对是很多农村孩子没出村之前见过的最高人造建筑。围着窑杆儿的三百六十度，是一圈砖砌的巨大空腔。顶端是个平台，有三层楼高，上面布满续煤炭的窑口。烧砖的时候，要在上面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添加煤炭。窑口上还有个铸铁盖子，叫窑盖儿。
这东西偷走能卖废铁直接变现，在偷井盖出现以前，窑盖的丢失绝对排在时代前列。砖窑的墙很厚，得有好几米。一圈向外的门洞叫窑洞，码进砖坯和出红砖都从窑洞进出。码砖坯叫“码窑”，又叫“撞窑”，这是个技术活，砖坯之间的缝隙必须均匀，像立体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直码到拱形圆顶。
圆顶上的洞眼，就是平台上窑口的延伸，煤炭从上面下来持续燃烧，砖坯却不能堵住煤炭下来的通道，不然会把泥砖坯烧化，很多块粘连在一起，形成“琉璃头”。虽然看起来很艺术，却失去了做砖的价值，卖不出钱来。码好的窑，在烧之前要用砖封住窑洞口，再用稀泥抹严实，防止漏风漏气，这叫“封窑”。
他们说，如果跟封窑工人关系好，可以把我们小孩子用泥捏的哨子或者胶泥印模放进去，过几天就能烧成砖，再也不会坏。小时候很期待认识这样的人，不过一次机会也没出现。每次经过封好的窑洞口，总会想象：我的印模放了一堆在里面，过两天烧成砖，就可以卖钱了……
不过这一切都得从生产砖坯开始。砖坯的制作要把土和成泥，再脱成坯，晒干收集起来，才能拿去烧。晒的时候还不能暴晒，暴晒容易裂，大太阳要拿草帘子遮上，半晒半晾地阴干。下雨淋了也不行，淋完雨砖坯就废了。弄块砖，可费劲了。
进城打工之前，去窑场干活算是农村人最佳收入来源，不过这些工作都特别累，哪个环节都能把人累脱相。脱砖坯最早是手工的，俩人搭伴，一人和泥，一人脱坯。有个专门的工具，是个镂空木方格，放地下把泥压实，木格拿开，一次能脱四块坯。
后来有了砖机，上边拿推车不断送泥，下边一直挤出成形的方体。铁丝间隔模具一划，切豆腐一样成了砖坯。湿砖坯不能用手捏，会变形，要用一个木柄带两个长钉的专用工具插进去搬运，所以机器砖砖身都会有钉孔。看似规整，其实没有手工砖韧性强。
砖机上干活的男男女女都来自周围十里八乡，应该发生过很多故事，只是我太小，还理解不了其中的香艳。有很多去干活的半大小子也不是为了赚钱，如果没“艳遇”，多半垂头丧气地回来。还有个顺口溜：“干砖机，累兮兮，一年到头没剩钱，也没找个大闺女……”听着就让人不提神，多失败。
烧窑也是个辛苦活。我在古城上初中时，下了晚自习，很多时候都会看到北关窑场的平台上有工人在干活。铲煤炭的铁铲碰撞声，挪动窑盖儿的金属声，甚至他们的说话和咳嗽声，我们路过时都听得很清晰。我们回家睡觉，他们彻夜不眠。窑不熄火，炭不能断。
几天之后窑杆儿不冒烟了，砖也就烧好了。冷却一两天，封好的窑洞口便打开了，露出里面的红砖。工人拿一根三四米长的钢筋条顺着缝隙捅进去，使码放整齐的砖像骨牌一样坍塌，才好往外捡。出窑也是俩人搭伴，用独轮车往外运，按块算钱，多劳多得。
我们村吴家有个人徒手出窑特别快，一天下来能比别人多挣不少钱。岭哥说过：“咱村二斤半干活快，把南关的袁会来看傻了。袁会来可是出了名的快手，还得用砖夹子，咱可是徒手，比他厉害！”他说得眉飞色舞，沉浸在岔楼村战胜南关村的“胜利”里。
几年以后，我在北关窑场经常看到两个人搭伴出砖，其中一个五十多岁，包着头巾，满身满脸都是砖灰，像个兵马俑。有人说那人就是袁会来。我跟之前的记忆一下连上了，再看他时，一扫先前的平凡，因为我早知道他是窑工里的高手，是砖厂里“英雄”一样的存在。
后来随着生产力提高，对黄土的需求越来越大，砖厂也有了大型推土机。周围农田都被按土方收购了，向下挖了二三米，一块接一块像切豆腐一样。有无主坟墓的棺材都散了，骷髅头和腿骨零落在地。
北寨还挖出一个“李公之墓”，墓室用青砖砌成圆形，一层层垒起来，前面还有个精致门楼。石碑上刻着“李公之墓”，年代我记得好像是一三二三年。后来据考证，跟北寨村和瓦屋村姓李的人家都能联系起来，家谱上能查到。这些族人合力又给埋了起来，立了个相对粗糙的新碑。
现在回去，已经看不见砖窑了。我捡拾起记忆里关于窑场的碎片，试图修补失去的点点滴滴，怀念曾经的过往。不管它的存在是好还是坏，我都想用文字重新搭起一幕幕廉价的场景，希望可以勾起那一代人共同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