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寄望的，自认为最先进的，“保证真理能够越辩越明因此最有可能做出正确选择判断”的现代西方民主，因同样的原因已变质为仅仅为了“发声（发表见解）”而发声的“口头”民主。
所谓“发声”，也就是言论自由。但为发声而发声的言论自由，其负面性与所谓的“禁言”所产生的负面性不遑多让：
首先，近期偏差效应思维下“短平快”的、“政治议题娱乐化”的发声，一定比“拐弯抹角”、“逻辑缜密”、“深思熟虑”、“摆事实，讲道理”的发声“有号召力”得多。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傅莹女士在2020年6月的一篇《疫情后的中美关系》中指出：“打舆论战需要设计一个简单清晰、能直击人心的主题词，然后通过多角度推导和多叙事渲染，形成压倒性的舆论潮”。因为，一般的民众，对信息的理解、接受能力，往往倾向于“容易得多”的“短平快”信息（笔者年轻时曾经以为那些口号喧天的情形只是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火红的年代”里才会发生。之后才发现：“口号”其实是源自西方，并且时至今日依然在西方长盛不衰。很显然，喊口号的集会游行其实是西方的“专长”）。那些太多“因为所以”、“又臭又长”但明显通透得多的理论，往往因人们显得“不耐烦”而被冷落（譬如笔者这部前后历时十多年的《观学》）。在中文成语里，专门有这么一个成语形容这种现象，叫做“曲高和寡”。
其次，现实世界里，并非每一个所谓“成熟”的人，都有着清晰的思维，这种思维不清晰的人还不在少数。可怕之处就在于：思维不清晰者，往往就是不相信权威者。并且本文笔者在与人交流时常常发现：那些固执己见，逻辑混乱，答非所问的思维混乱者，其发声反而往往会特别的响亮。如果整个社会充斥着这种性质的发声，其可怕性不言而喻。还有就是，那些刻意浑水摸鱼的发声，则更是可怕。
第三，发表见解不等价于解决问题。问题不能解决，见解越多反而意味着争执越多。这是由“是”判断的悖论基因所注定的：种种社会问题都带着悖论基因。每一条对问题的见解，都产生一个“自定义是”判断，即意味着一个悖论“被激发、被表达”。（其原理及效果与生物学中人体的癌基因及细菌的耐药基因所表现的一模一样：人体的癌基因及细菌的耐药基因都是一种“沉默的悖论性的存在”，没有外界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因子或抗生素的刺激、压力、抑制与干扰，癌基因、耐药基因就不会“被激发、被表达”，人体的癌症、细菌的耐药性就不会发生）。万马齐喑的社会固然不能接受，但充斥了尖酸刻薄戾气喧哗噪声的社会同样可怖。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心得就是：家和万事兴；家衰口不停。
特别是为反而反的批判性思维式的发声，已然“忘记”了发声的初衷——争论的最终目的，不是“各执一词”，而是为了通过“各抒己见”达到解决问题时方法上的一致认同，这才是“民主的发声”（这里有一个“中国式”民主“一致认同”的经典例子：据资料记载，一九四九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参会者“有穿工装的、穿长袍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戴瓜皮帽的；有说汉语的、说英语的、客家话的、蒙语的、藏语的；有学术界泰斗、各界精英、市井平民、戏剧大师……他们“百川归海”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批判性发声的所谓民主里，当不认同所占比例远高于认同所占的比例，并且还成为常态时，民主的意义何在？故此，尽管种种政治性精细化信息渗透到民间的每一个角落，从而（表面上）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欲和参与欲，但在许多情形下，批判性的发声其实是流言及纷争的助长剂。更因为民主加上自由之后，两者会形成集体催眠的作用，让种种逆反性的言行，表现出一种心理学上称为“破窗效应”的社会性，不但没有达到消除政治异见的目的，反而造成人心越来越躁动不安，人类世界日益动荡，暗流汹涌（可参考病理学里的“炎症风暴”所产生的后果）。看看目前欧（英）美及中东地区的乱象，批判性发声的民主到底带来了什么？当我们谴责极端暴力行为，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有没有想过：过度的民主自由，实在是一切极端思想产生的温床。
第四，现代西方民主自诩为“正义的发声”，不过是古希腊道德相对主义者们的种种诡辩的翻版：诡辩者能对当前社会“挖掘”、指出、激发大量的社会问题，却从没有真正去思考、寻求问题的解答或解决。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西方哲学三大奠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与诡辩针锋相对的伦理观上的努力，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里已经付诸东流，彻底失效。
西方民主经历了两千多年后不过是回到了诡辩的原点。
而可怕的是：通过初期的侵略、扩张、殖民，到现代的互联网，西式“诡辩术”已经扩散到全世界。成为深入人心的社会风气。
道德就是顺其自然：道德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视同仁），道德就是“水利万物而不争”（不想要），但又“处众人之所恶”（不在乎贫贱），道德就是“圣人为腹不为目”（只为需要），道德就是“夫为不盈”（不想继续要），道德就是“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不掩饰我需要的根本面目，该“兽性”时就“兽性”）。（摘自《观学》下部哲学卷三《自由思想批判》）
道德高地，望而不占：道德高地只能仰望而没有人有资格占领。为什么只能“望”？因为自定义这个“基因”，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只能是“自他分别”，而不可能真正完完全全地“顺其自然”。
因为，道德高地即道德普遍性。道德普遍性源自于自然，等价于真实，即没有自定义。任何自定义的道德都不是道德高地，因为都不是人类天生所有，而是由人类社会历史上相对强势的文明所界定的，都具有相对性，都是违背自然的（下卷会继续深入讨论“道德普遍性”及“道德相对性”）。
什么是“邪恶”？不是“正义”、“良善”的对立面叫做邪恶（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什么才是确定无疑的正义良善），而是把道德相对主义置于道德高地的行为，才是真正的邪恶——从“内涵”来看：基督教义、共产主义、民主自由“无一不好”。“不好”的，是执行者称其为“绝对真理”、“普世价值”的“占领”行为——道德者，宜用不宜守，道德高地，望而不占。上德不德而德，下德仿德不德。言德不德，行德彰德（摘自《观学》下部序次《道德新经》）。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对他人进行所谓的“灵魂拷问”，“拷问”一词本身已暴露了拷问者的专断。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地的独立思考者比不会思考者更愚昧；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地对人民如宗教般的情感强制，比用具体手段控制更专制，更恐怖；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地的发号施令者，才是真正的独裁者。
古典诡辩者不过是为诡辩而诡辩。而现代西方民主的发声，掺杂了哗众取宠、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的诡辩属性重新包装后，已经变成了站在以道德相对主义为道德制高点上道貌岸然的道德独裁者，在世界性的范围内不断地发号施令，并不断地制造出各种乱象。
这些源自西方，像皇帝的新装一样被称为“白左”
的“美好”的虚假，中国人称其为“慕虚荣而处实祸”（出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的《述志令》）。
令人担忧的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有可能被逐渐淡忘。由于站在道德制高点进行“灵魂拷问”的“成本极低”，因为什么事情都被简单化，又能够满足“拷问者”貌似深刻实质廉价的“正义感”，这种“义正词严”式的拷问，在中国大陆已越来越成气候。
第五，任何发声者，都希望自己的发声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响应，也就是希望“站对队”。对于“站队”，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之际，一篇署名“拾遗”，在四月二号发表的文章《不要站队，人一站队智商就会归零》很有启发。这里摘录一段：
世界上有两条真理：第一：面对公共事件，你要是第一时间就站队，那你基本上就告别了智商。第二：人一站队，智商情商就会受损，站队态度越坚决，就越容易变成傻子和疯子。面对公共事件，易中天有段话说得特别好：“当一件事情发生后，第一要先学会弄清事实，这是‘真伪判断’。然后才能讨论是对是错，这是‘是非判断’。至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是反着的。事情还没弄清楚，道德判断就先开始了”。多做事实判断会提升我们的智商，常做价值判断会降低我们的智商。少做价值判断，多做事实判断，才是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做的事情。
这段话，可与新冠病毒肆虐时，随着疫情失控，感染人数的节节上升，西方许多处置疫情不当的领导人的支持率反而节节上升的现象作比照。这种现象，专门有一种描述进行概括，叫做“民粹主义之下的聚旗效应”（也有一种说法叫“同温层效应”。笔者认为：聚旗效应是“同温层效应”的“运用”）。
聚旗效应，不仅反映在政治上，亦反映在民间种种的“潮流”中。网络上就有人尖锐地指出：网红，就是汲取了西方民主的经验。要想获得粉丝，选票不一定靠自身的素质、智慧、经验和品德，往往需要懂得哗众取宠，要有出格的言行。
也就是说：聚旗效应，其实是“智商是否有问题”的一种相当有效的检测手段。
第六，执行者重要还是议论者重要？热衷于发声的“口头民主”信奉者们似乎都不愿意正视及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能力”，可能也就仅限于“发声”。2019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病毒才不认识、不在乎你是谁。看看西方各国当时在防疫、疫苗选择及分配问题上，被各种利益、政治集团互相牵扯、掣肘的丑态，简直是“丢尽了人类的脸”！
喜淫辞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这几句古文，不就是现代西方民主的写照吗？中国崩溃论的鼓吹者们，不妨把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韩非子的整篇《亡征》中的“可亡也”，与当今世界各国的综合国情逐个“对号入座”，看看谁会最先“可亡也”。
现实世界的任何事务，都必须由具体的执行者去完成（美国有一个谈话节目《The
Bill Walton
Show》。其发布于2018年5月8日的视频中，嘉宾称中国政府中任职于决策机构的许多官员都是工程师出身。一旁的主持人听到后，表示不可思议，继而问道：“难道不应该是律师出身吗”？之后更感叹“这跟西方政客的理念完全不同”。有网友看完后发表意见：律师善于争论，善于制造新麻烦；而工程师善于建设。这就是根本的区别）。真正的执行者，往往都因为需要“埋头苦干”而不能发声或者甚少发声。想象一下：当一位烹饪师在加工一道菜时，还要顾及一大堆旁观者的指手画脚评头论足，甚至是恶意的嘲讽时，他能否专注于手头的工作？能否完成一次高质量的水平发挥？此外，西方的多党制或所谓的“三权分立”，其意图皆是为了制衡掌权者也就是执行者，但当中同时也就会发出“永不信任”的信号，即西方政制下的不信任感是先天性的。既然怎么做都得不到信任，如此背景下的政治一定是充斥着谎言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即西方政治的欺骗性同样具有先天性。再有，当一位烹饪师意识到：无论他的工作是否真正出色，都不会得到围观者的“捧场”，他对手头的工作还会不会投入真正的热诚？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烹饪师不再是为工作而工作，而是为个人私利而工作。还有就是：任何执行者的执行能力都不可能是天生的。而能力的提升，虽然不能否认有提点者（发声者）的功劳，但更重要的是执行者自身的自省。那些推崇西方制度具有纠错机制的人往往没有搞清楚：所谓“纠错机制”仅仅是提供某种机制，但真正动手“纠错”的，依然还是执行者。一个优秀烹饪师的成长，既需要有指导者的指点，更需要亲历不断的磨练。不能自省的执行者永远不能成为优秀的、真正的执行者。
第七，在“自定义是”判断的“政治性”语义里，民主与专制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
但实际上，民主与专制具有不同的属性，两种属性之间其实并不冲突：民主，具有符号价值意义上的（理念）属性；专制，具有行政（操作）属性——人类社会模式具有群体性，特别在现代社会里，无论个人如何特立独行，都必然“从属于”大大小小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某个或多个组织。因此，无论“理念上”如何“民主”，每个具体的组织都依然必须有一个“话得事”的决策者，而任何具体的执行指令皆需由决策者发出，这本身就带有“专制性”。
把两种不同属性的概念混淆，把民主视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手段去替代专制的操作，是政治家糊弄民众的法宝。此种糊弄行为，其恶劣性，远大于纯粹的专制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