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二字，于中国人而言，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分量。那里是家族的来处与归宿，是一个人最初的生长之地。纵然因种种缘由远走他乡，与故土之间，仍会牵连着千丝万缕——那牵连，既在血脉，更在文化。而于我，故乡却有些陌生。记忆之中，不过回去过两次而已。然而不知为何，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身在重洋彼岸的美国小城，人至中年的我却频频在梦中与它重逢。
我的故乡，在浙江余姚。更确切地说，是余姚牟山的吴昂头村。那是一个吴姓单一的村落，据说为延陵吴氏在姚江流域的一支分脉。祖父那一辈兄弟三人，祖父居长，三叔亦曾赴上海谋生，唯有二叔公（我称二爷爷）守在老家。那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祖父母已从上海退休，身体尚算硬朗，常回乡下祖屋居住。彼时父母在安徽工作繁忙，又逢时局多变，便打算将我送回余姚，由祖父母照看一段时日。祖父母对我这个长子长孙，自是疼爱有加，欣然应允。
记得那年初夏，我随父亲自上海赴余姚，乘的是绿皮慢火车。车厢摇摇晃晃，窗外风景一站一站地退去，也记不清停了多少站，最后在一个名叫丈亭的小站停下。来接我们的是二爷爷家的二儿媳。她唤父亲“阿哥”。这位二婶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中等身量，体格健实，肩上挑着一根扁担，将我们的行李轻松挑起，一路与父亲谈笑风生。而我注意到，她竟是赤着脚的。多年以后，我与父亲闲谈，提及这位二婶。父亲说：“如今浙江富了，在全国都走在前头。但那时候，农村也并不富裕，与安徽相差无几。都说浙江人精明，会做生意，其实更可贵的，是吃苦耐劳，尤其是浙江的妇女。”
我深以为然。
从丈亭车站到吴昂头村，还需步行三四里。父亲牵着我的手，与二婶一路前行。不多时，便登上一道大堤，一条大江豁然在眼前展开。那是一条怎样的河啊。它如一条温润的玉带，自远方缓缓而来。远处水色泛白，近处却凝如碧玉，深不可测。江水无声流淌，静得仿佛可以听见时间本身。几只乌篷船散落其间，或泊或行。船上的渔人静坐不动，仿佛与水与天融为一体，宛若一幅活着的《富春山居图》。忽有微风掠过，水面便轻轻皱起层层细纹。堤上的我们，被带着水气的风拂过，顿觉一身清凉。我正出神凝望。父亲笑着说：“这就是姚江，我们快到家了。”
吴昂头村不过数十户人家，一条牟山江环绕其间。出入多赖船只，或经一座横跨江面的单孔三板石梁桥——名曰“登仕桥”。此桥为民国时重建，两侧设石栏，四柱方正，柱顶雕以回纹。南侧刻“登仕桥”，署“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吉旦，吴瑞晟公、曾标邦重建”；北侧则镌“牟山第一”四字。后来祖父对我说：“我十八岁那年，离家去上海学生意，就是从这座桥走出去的。” 而那一年，我牵着父亲的手，第一次从这座桥走进故乡，走进一段属于童年的时光。
祖宅坐落在牟山江岸一片连绵的宅群之中。整个宅群围合成一个宽阔的院落，朝江开着一扇大门。人来人往，皆由此出入。门外便是江岸，沿岸设有石阶直通水边，村民或汲水，或洗涤，也是共用的小码头，构成江浙水乡最寻常不过的日常。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光景，如今想来，恍若隔世。初到祖宅不久，我便注意到自家与邻舍的墙角或檐下，多半摆放着一口硕大的水缸。见我不解，祖父笑着解释：“这是用来存水的，这里的河水是不能直接饮用的。”我这才恍然。还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那里的灶台，烧的竟不是木柴，而是捆扎好的稻草。稻草燃尽之后，灰烬却大有妙用。我亲眼见祖父在一口砖砌的小坑中放入一只深瓮，里面盛着洗净的米和清水，然后铲入尚带余温的草灰，将整只瓮深深掩埋。翌日清晨揭开时，一锅米粥早已煨得香糯绵软。彼时只觉不可思议，如今回望，却渐渐明白，那正是乡土智慧的生动体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即便自然条件并不丰饶，浙江人依然能够生存下来，并在困顿之中，以勤俭与巧思，去获取安稳而体面的生活。
祖父对我的暑期生活做了井然的安排。上午学习，下午自由活动，晚上便是讲故事，或是闲谈家常。所谓的学习，就是写毛笔字和看图书。祖父没有上过正规的学堂。18岁成年后，即追随家族中的长辈去往上海学生意。在此其间，在洋行里学得一些账务本事。一手字，也是在那些年月里练出来的，笔力遒劲，颇见筋骨。后来，在一家纱厂做财务主管直至退休。他一生的从商经历，虽不张扬，却自有分量。在祖宅的那些日子里，他每日清晨便让我端坐案前，铺纸、蘸墨，一笔一划地描红。窗外是徐徐的江风，屋内却只有笔尖与纸面轻轻摩擦的声音。那时年少，只觉枯燥难耐，心思常常早已飞出门外。遗憾的是写字的习惯随着后来离开老宅悄然而止，我的书法并没有练成。然而多年以后回望，那些清晨的静坐却并非白费工夫。它们在不知不觉间，教会了我一种沉静，一种与时间相处的耐性。或许正因如此，在后来漫长的求学生涯中，我才能在纷杂之中安住下来，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若说有所成就，我想，仍要归功于祖父——以及他当年那近乎严厉的、不容分说的坚持。
下午的自由时光，是我真正放飞自己的时候。我常跟着刚结识的小伙伴们，走街串户，或在江岸边一路奔跑嬉闹。也会跑到田间地头去挖蚯蚓，或者站在桥上，看大人孩子一跃入水，在江中翻腾戏水，笑声随着水花四散开来。偶尔，挑担卖麦芽糖的小贩会进村来。那是我最期盼的时刻。我翻出家中用过的空牙膏皮，攒在手里，小心翼翼地递过去，换回一两块琥珀色的麦芽糖。那甜味带着些许粘牙的韧劲，在舌尖慢慢化开，是那个年代难得的奢侈。也有几次，我竟独自一人，沿着江岸一路走到两里地外的小镇。那是一个与村庄截然不同的世界。沿河两岸人家密布，几座小桥横跨其间，将街市与水道连缀在一起。街上人流如织，河中亦是舟船挤挤攘攘，来往不绝——有的上下行客，有的装卸货物，一派繁忙景象。我记忆最深的，是那些鱼贩的吆喝声。粗亮而带着节奏，在水面上回荡：“来看一看了——新鲜的带鱼，刚刚上来的！这么宽！不像他们的，细得跟裤带一样——”那声音里带着自信，也带着市井的热气。水声、浆声、和人声，在那一刻交织在一起。许多年后回想起来，那样的喧闹与生动，正是我心中最真实的故乡模样。
村中最为热闹的时节，莫过于上梁与婚嫁。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建屋、成婚、延嗣，乃一生三大要务。而建屋又为其本——无屋，则无以成家；无家，则无以生养。上梁之礼，便是建屋之中最为隆重的一环。有人说，“上梁如人加冠”，意味深长。吴昂头村的上梁，带着一种近乎欢腾的仪式感。大梁升起之时，几位年轻后生攀上梁架，将早已蒸好的馒头、包子一把把抛向院中。人群顿时涌动，男女老少齐齐上前，争相抢拾，笑声与呼喊声此起彼伏，仿佛要将新屋的福气一同抢回家中。我也曾赶上一回，却以失落告终。那时个子尚小，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终究连一个馒头也未抢到。正怅然间，二婶在人群外看见了我，悄悄塞来几个热乎的包子。我顿时心满意足，抱着“战利品”欢喜地回家了。
若说上梁是热闹中的欢腾，那么婚嫁，则是热闹中夹杂着更深层的意义。我记得村里的一次娶亲。那日众人早早聚在临水的码头边等候，新娘需乘船而来。远远地，便听见唢呐与鼓声交织，吹吹打打，顺水而至。船将靠岸时，岸上鞭炮齐鸣，烟雾弥漫。新娘由两位伴娘扶下船来，四个孩童随即上前铺设红毯，两人一组，交替前行，使她足不沾地，一路入门。正看得入神，旁边几位年轻人忽然起哄——原来那新娘竟戴着一副墨镜，而非传统的红盖头。在当时，这已算得上一种新潮的张扬。众人笑闹之间，喜气更盛。
然而，更深刻的一次记忆，却来自“嫁女”。我原以为，既是婚事，理当如娶亲那般喜气洋洋。谁知那日，迎亲队伍在楼下吹打良久，新娘却迟迟未下楼。楼上传来阵阵哭声，断断续续，忽高忽低，有时似诉说，有时又近乎吟唱。我当时年幼，并不明白其中意味。祖父在一旁轻声说道：“这是哭嫁。姑娘要离开这个家了，要哭父母养育之恩，哭兄弟姐妹的情分，也哭自己将要远离故土、归于他家的命运。” 见我怔然，祖父又笑道：“现在只需哭三回，从前可是要哭上三天的。” 果然，那一日我们听到三通锣鼓，一次比一次急促，仿佛在催促新娘动身。而楼上的哭声却并不激烈，只是绵长悠远，入人心底。吴语的柔软，使每一个字都像浸在水中，缓缓流淌。屋内，有人低头无语，有人悄然拭泪；而院外的孩童，仍旧在追逐嬉闹，毫不相干。喜与悲，就这样在同一个院落中奇异并存，彼此交会。那一刻，我第一次隐约明白：所谓出嫁，并不仅是换一身衣裳，去往另一个地方，而是一场真正的离别。
夏天的夜晚，与祖父母在院中纳凉，是极为愉悦的时光。祖父常常给我讲《三国》或岳飞的故事。彼时只觉是在听一段段英雄传奇，如今回想，那大概便是我最初的文学与中华文化的启蒙了。在众多人物之中，最令我神往的，是关公。他在虎牢关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以及战长沙的故事，我百听不厌。记得有一次听完“战长沙”，我忍不住问祖父：“爷爷，为什么关公不斩黄忠？”
祖父答道：“因为黄忠是马失前蹄，关公不愿趁人之危。此时斩他，不算本事。”
我又问：“那黄忠为什么第三箭故意射偏呢？”
祖父答曰：“因为义气。”
我不解：“什么是义气？”
祖父望着我，语气郑重地说：“义气，就是忠诚；义气，就是守信，一诺千金；义气，就是知恩图报。”
那时的我似懂非懂，只觉得义气大约是大人世界里的一种高贵的东西。多年以后再想起，才渐渐明白，那不仅是书中的道理，也是祖父一生所信守的为人之道。
与祖父相处的时光，并不总是如此严肃。有时，也闹出不少笑话。祖父身上常带着一块怀表，是那种带链条、可置于胸前口袋的老式表。我小时候觉得极为神气，便常常拿来把玩：一会儿打开，看指针缓缓走动；一会儿贴在耳边，听那“滴答，滴答”的声音。
有一次，祖父见我玩得入神，便亲切地问我：“你喜欢这块怀表吗？”
我毫不犹豫地答：“喜欢。”
祖父爽快地说：“那我死了以后，这块表就给你了。”
我连忙追问：“那你什么时候死呀？”
祖父当时略显尴尬地笑着说：“快了，快了。”
祖母在一旁听了，笑得前仰后合。这个笑话很快便传了出去，亲朋好友都知道吴家出了个“天才”。多年以后，我每每想起这句“惊天一问”，仍不免面红耳热。
时光如同故乡的姚江。起初以为它静默如诗，其实却昼夜奔流，从未停歇。七十年代末，祖父母因年事已高迁居上海，此后我们的省亲之地，也由余姚变为上海。掐指算来，我已有近五十年未曾回到故乡。再细想，竟连自己是如何离开吴昂头——那个承载我童年记忆的地方——也已模糊不清。想来那并非一次沉重的离别，甚至或许带着几分喜悦：或因年幼无知，或因即将与父母团聚。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吴昂头”或“余姚”这个名字，除了偶尔在谈及家乡时从脑海中掠过，便很少再被提起。
直到去年夏天，父亲的离世，让一切悄然发生了变化。我忽然感到时间的流失变得急促起来。那些过去的人与事，如同潮水，在午夜梦回之际一一涌现。祖父的声音，祖母的笑声，那无人的小火车站，江上停泊的乌蓬船，院中徐徐的夏日晚风，甚至那块“滴答”作响的怀表，都仿佛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而我也终于明白，所谓故乡，并不只是一处地名。它就像是一条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河流，平日里沉静无声，却在某一个时刻忽然涨潮，将人带回最初的地方。
也许终有一天，我会再踏上吴昂头的土地。那时的村庄，或许早已不复旧日模样；熟悉的人，也大多不在了。但我想，只要站在那片土地上，听一听风声，看一眼水色，那些关于“义气”、关于时光、关于童年的一切，都会重新变得清晰而温暖。就像祖父当年讲过的那些故事，我以为永远逝去了，却从未真正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