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毛泽东给小学教师李庆霖那段著名回信曾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往全党，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学习运动。这封信传播之广，影响之大，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忆犹新，相信48年后的今天不少人还能背诵出来下面这封信的内容：“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涉及千家万户，为全社会所关注。小学教师李庆霖冒险向毛泽东告“御状”，反映问题，毛泽东立即回复，并汇款300元?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1972年福建莆田的一名小学教师李庆霖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
李庆霖写给毛泽东的信的原稿
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 ，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1973年李庆霖和知青们交谈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 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李庆霖（中）和知青在一起
信是1972年12月20日写的，辗转数月，终于交到毛泽东主席手中。
毛泽东读到这封信后深为所动，当即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让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回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毛泽东还问，李庆霖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为党员。如果没有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他还说，可考虑将李庆霖的信编入中学课本。
回头来看，毛泽东当时之所以对李庆霖如此重视，一方面是感于写信者的坦诚直言，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这一非常举措推动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所存在问题的统筹解决。
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毛泽东早有所闻，所以并不以信中揭露的问题为怪。李庆霖的告状，虽有锋芒，并没有否定知青上山下乡这个“新生事物”的大方向。毛泽东主席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小老百姓寄钱，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殊荣，生动体现了伟大领袖体恤民情的人格魅力。
20多年后，李庆霖回顾向毛主席告御状的动机时说：“当时我看到知青像鸭子般被赶到山里去，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孩子们那么小，连照料自己都不行，还要去干农活，有时还吃不饱。我的孩子回家拿米、拿物、拿钱，我心里难受。当时我们这样有孩子在乡下的家长，见面就唉声叹气。我相信毛主席说的话不会错，但他老人家对下面的实情肯定不完全知道，于是有了向上反映的念头。我先给周总理写了封信，信发出后，几个月后没有动静，但孩子们在乡下的情况越来越糟，我的忧虑更深了，看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工作没有着落，生活没有着落，将来的婚姻怎么办?这使我这个父亲产生了一种无力保护孩子的自责，于是只能斗胆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告御状了。信写好后又不敢寄，经过再三推敲删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内容，决定多说说自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只捎带说一下干部走“后门”把子女调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点自己的不平。信是用300字的稿纸工楷抄写的，一直不敢寄，怕信被人卡住，回头整我。我担心这封信毛主席收不到，便想起当时给毛主席当英文翻译的王海容能经常见到毛主席，就寄给她，请她直接送到毛主席手中。”
就在李庆霖将信寄走后，莆田县城里发生一起知青张贴非议上山下乡运动的匿名大字报而被查出，被狠狠批斗的事件，他担心向毛主席告状的信被查出自己将步其后尘，但覆水难收，后悔也没用了。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及汇款，在全国引发一场学习运动，为解决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契机，也使李庆霖这位小学教师一夜之间闻名全国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向他了解知青下乡状况和写信给毛泽东主席的经过，还让他拿出信的底稿。李庆霖说没有底稿。记者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抖抖索索将信纸展开，
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毛主席回信的原件当时就留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了)，另几页是李庆霖给毛主席信的打印件，注明是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学习讨论的，这份文件一共只打印了12份。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汨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呆呆傻傻想了一天。第二天傍晚，他才清醒过来，找到莆田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看，书记看到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消息传来，非常震惊，在激动的同时也承受着极大压力。
尽管县委中有人认为李庆霖告状是给县委领导脸上抹黑，甚至在传达文件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同志们，要警惕啊！阶级敌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说得一无是处啊！”但对毛主席的指示却不能不执行，毕竟这是关系到“阶级觉悟”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莆田县委一面毫不含糊，立即组织县委常委进行学习；另一方面派出工作组对李庆霖信中反映的情况进行反调查，并对李良模施加压力。
然而不久，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地各级领导的不断督促，又使得莆田县委放弃反调查，并于1973年7月2日向地委呈送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初步检讨》，承认县委“在这项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的缺点错误，从初步检查的情况看，比李庆霖所反映的问题还要多，还要严重”。
5月10日，李庆霖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邻里们闻讯来到居仁巷15号的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挂在屋梁上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的钱不能乱花了，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存入仓后街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从那以后一直没取出。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再传到全国，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
2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会上，周总理在宣读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时，充满激情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
大家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部分管知青工作负责人的汇报，并着重研究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治疗、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周总理严厉批评说：“中央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机构，怎能只是设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这个机构要加强，要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并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同时，放宽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使知青插队有更大的选择，并采取措施改善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
国务院农村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迅速组织了一支党、政、军三结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队，分12个调查小组，奔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周恩来在70年代
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中南海的中国最高层。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对此，不轻易发火的周总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愤怒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与此同时，各地亦就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走后门、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及建房材料等行为进行了查处。
总之，李庆霖“告御状”事件，客观上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李庆霖的信暴露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阴暗面，因而成为闻名全国的“反潮流”英雄，毫无政治经验的他突然被推进政治聚光灯下，激动、惶恐、心潮澎湃甚至忘乎所以可以想象
不久，中央以文件形式将毛主席和李庆霖之间的往返信件印发至全国基层公社一级，由此，李庆霖成了为知青鸣冤叫屈并改变其命运的先驱。与此同时，一种个人无法把握的命运降临到这个普通的小学教员身上，他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上的漩涡……
1973年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派专车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并说中央有交代，生活和工作上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
李庆霖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把插在他身上的“白旗”拔掉——1958年大跃进时，李庆霖因临时接手一个基础差的班级，初考成绩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销了教导主任职务，工资也由55.5元减为42.5元；二是其妻张秀珍原在莆田县二中做工友，是“有户口”的正式公职人员，后被解雇，李庆霖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其职。韩先楚说：“把‘白旗’插到小学教员头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
莆田街头出现了大幅标语：“向李庆霖的革命精神学习！”“向不正之风开火！”“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开炮！”此时，李庆霖成了各种力量都要争取拉拢的一面旗帜。
李庆霖与知青座谈
1973年11月，李庆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谈反潮流》一文，俨然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大讲“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并表露出他不怕“身败名裂”，要用“反潮流”来“名扬千古，流芳百世”。
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平步青云，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公室副组长，1975年被选举参加四届人大并任常务委员，1976年6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与此同时，李庆霖也卷入了派性斗争。小学教员出生的李庆霖不过是一介平民，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与城府，一旦发迹，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便显露出来，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漩涡，在各种公众场合出头露面，在当时“揪民主派”、“走资派”的狂潮中到处作报告、表态，这样便为他日后身陷囹圄埋下伏笔，成为变幻诡谲的政治舞台上一个匆匆过客。
已退休的原莆田地区农委主任宋老先生亲眼目睹了李庆霖卷入派性斗争的一幕：
莆田地区行政公署多数干部听党的话，抓革命促生产，1976年春的一天地区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肖文玉主持，并作春耕生产动员报告。会议刚一开始，李庆霖在一众人马的簇拥下走进会场，造反派跳上主席台，抢过话筒，把正在作报告的肖文玉书记推到主席台一旁勒令站着，而李庆霖则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地坐在主席台中间，公开发表歪论，说什么地委书记执行右倾翻案风路线，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李庆霖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喊着：“拥护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到底！”——尽管他拼着老命鼓动，但台下会场秩序井然，除了他带来的几个应声虫外，没有人跟着他喊口号。
事后干部们议论纷纷，说李庆霖不过是一个乡下小学教员，仅因写信给毛主席就变成了风云人物，公然坐在地委书记的座位上发号施令。
二十余年后，李庆霖自述：“那段时间，我经常被推上台作报告，有人说我‘忘乎所以’是很自然的。”
时代的政治风浪将一个底层小人物推上万人瞩目的浪尖，风光无限，扬眉吐气于一时，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日子刚过三年，政治风浪又毫不留情地把他卷入谷低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视为“四人帮”的“小爬虫”，在当年11月份被隔离审查，关押在荔城原28军军部。
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被正式宣布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判决书指出：李“于一九七六年初，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攻击在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指责省委书记廖志高等人，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立下汗马功劳。”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他做梦也没想到，仅仅三年，他从人生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对这个判决，李庆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自己当时是自觉地按上面的部署和要求干的，说了一些错话。但他绝不承认犯有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对这个判决他一直不服。
自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后，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大儿子李良模由于迟迟得不到安排回城，给中央办公厅写信，上级批示地方信访办：“要把李庆霖家属子女安排好。”直到1982年，李良模才最后一批被安排。
审查期间，李庆霖家被翻箱倒柜，毛主席给他的复信、国务院给他的任命书都被搜走。来搜查的人几次追问，毛主席寄来的300元在哪里？一家人咬着牙不说。
老知青们没有忘记处于人生低谷晚景悽凉的李庆霖，在那个特殊年代毕竟是因为他的一封信使知青们生活际遇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
1979年底，在离武夷山风景区不远的福建省劳改总队崇安县支队农场里，来了一位年近五旬的犯人，人们很快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犯人，就是几年前名扬全国向毛主席告“御状”的李庆霖。
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崇安劳改农场服刑，纷纷买了水果、糕点，走了十几里山路专程去劳改支队探望他。
按照监狱的规定，无亲无故的知青是不能同李庆霖会面的。但知青们的真诚举动，使劳改支队的领导难以拒绝，破例让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们同李庆霖会面。这些与李庆霖素不相识的知青，围住李庆霖，激动地听李庆霖叙述他给毛主席写信的经过，诚恳地感谢李庆霖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1988年他减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8月提前出狱。
李庆霖回到阔别17年的莆田县居仁巷15号老屋后，他和老伴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莆田县委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县里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领取210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两位老人靠着这点钱勉强度日。
在李庆霖的陋室里，只有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一张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在劳改期间，他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张秀珍因严重的肺气肿撒手西去，令李庆霖悲痛不已。
老伴病逝后，李庆霖和次子李良雄住在一起，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清苦生活。但是当年的老知青们一直关注着李庆霖的命运和近况，不少人通过多种方式在精神和生活等方面关心帮助李庆霖。那个时候，李庆霖不时会收到莆田市信访局转交来的全国各地知青们的来信和汇款。这使贫病交加，晚景凄凉的李庆霖心灵上多少得到点慰籍。
李庆霖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在病痛折磨中度过的，他患的是最令人头痛的帕金森氏症和喘息型气管炎。他的三个子女为照料父亲疲于奔命，许多热心人也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但他还是在痛苦中走了。2004年2月19日，李庆霖因病去世，享年73岁。
李庆霖墓碑
【继续深挖更精彩】张玉钟: 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
现在的年轻人，不了解文革历史，对李庆霖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全国二千多万上山下乡知青，以及他们的父母亲人至今仍难以忘记——当年的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主席，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哭诉他们“无米之炊”的困境。
正是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这使他一举成名，但是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中屡遭苦难的状况。信寄出4个多月后的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亲笔给他回信，并给他寄了300元人民币。随即李庆霖的名字全国家喻户晓。他的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千万知识青年的生存状况。
当年，我才23岁，也是一个下乡知青，比较幸运的是已在莆田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工作；这是个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机构。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陪同新华社记者采访李庆霖，是莆田地区内第一个知道毛主席回信的人，也是因此事第一个接触李庆霖的人，因此我有许多第一手资料。
后来我读了许多关于此事的报道文章，其中不少与事实有出入，现在此事早已成为历史，我想把许多还鲜为人知的情况及细节，归纳为几点解密于此以飨世人。
一、李庆霖的信是如何到毛主席手上的？
1973年4月29日，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第四天，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突然来到莆田地委，点名要我陪他去办一件事（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共9个人中只有我一个莆田人，他每次来莆田采访多数由我陪同）。这一次他非常神秘，他是上午到达的，下午要我带他去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我问他什么事?
他一再对我交代要保密，然后告诉我，这个学校有个教师叫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不仅给他回信，还给他寄了300元钱；毛主席回信的内容他记录在笔记本上念给我听：“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还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新华社的，要先派记者来调查，连福建省委领导都还不知道呢。
下林小学离城关只有两公里左右，下午我带赖玉章坐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到了这个学校。我们点名要见李庆霖，当时他还在上课，我们就在办公室等。下课后李庆霖见到两个陌生人找他，神情很是惊异。待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后，赖玉章开口问他：“你有没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我在一旁没有说话，一直注意观察他的表情，我记得他沉默好久都没答话，他在心里估摸到底是福还是祸。赖玉章问话后微微笑着，他心中觉得应该是好事降临，于是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接着赖玉章说：毛主席看到你的信还亲笔给你回了，并给你寄了300元钱。他听了脸上并没有露出笑容，而是紧张而严肃地反问：“毛主席是怎么回的？”赖玉章给他念了信的内容，这时我看到他脸上渐渐舒展开来，溢出兴奋之情。
赖玉章说这件事还要十分保密，并告诉他自己住在兴化宾馆某房间，约定晚上到宾馆细谈。晚上7时多，李庆霖到了赖玉章宾馆房间，就我们三个人谈了两三个小时一直到夜深才离去，这次谈话（事实上是采访）令我终生不会忘记。
李庆霖那天晚上已经没有了白天那种拘谨严肃的神情，表现得非常高兴，他说话慢，语调也比较低，但完全打开了话匣子，从他家历史身世、儿子上山下乡遭遇的苦难，到自己如何想给毛主席写信，都说得非常详细。我们提出了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问他信是如何寄出去的?
原来那一天他在一张竹桌上写好了信，接着就写信封“毛泽东主席收”，就拿出去邮寄。当时莆田城内只有一家邮局，离他家西北向。他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打鼓，倒不是怕闯祸，主要是担心主席收不到，因为这之前他也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却石沉大海，他想可能是周总理没收到，那主席要看到这封信就更难了。走到半路，他脑子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经常看到报道毛主席接见外宾，外交部王海蓉都在场，何不如把信寄到外交部王海蓉收，请她转交给毛主席。
他想到这里心里一阵激动，就马上折回家中，就在信封上写外交部王海蓉先生收。因为我年纪轻古文基础差，我马上问他，王海蓉是女的，怎么称“先生”?他温和地笑了笑说：“先生”是一种尊称，男女都可以用（对女士也可称先生我就是这一次听李庆霖说的）。他还说他也给王海蓉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难，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然后就把给毛主席的信套进去寄走。
因此可以断定，这封信是王海蓉收到后看了一定很感动，亲手转交到毛主席手上的，非此这封信也就夭折了。我想全国知青和家长真的应该感谢王海蓉先生!
我看到的所有文章包括有的采用李庆霖自述的，都说新华社记者赖玉章是5月1日到莆田找李庆霖的，这是记忆上错误，准确的是4月29日。过了几天到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了福建省委，省委通知了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部队干部叫刘功，激动地对着电话筒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来许多媒体都写到这个细节，这是确实的。
5月6日，李庆霖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回信的复印件，随后也收到了300元钱。从此开始，这件事就在莆田城内传开来了，李庆霖出名了。
二、李庆霖是怎样性格的一个人？
李庆霖1929年出身在莆田县城关一个极度贫困的贫民家里。他祖父当过乞丐，父亲很小就被送到一家首饰铺当学徒，以打制妇女首饰为业，但因生意萧条，铺子关门也到乡下乞讨，后来患上精神疾病，上吊自杀未遂致残，年纪不大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人就靠母亲打小工、当保姆维持生计。
尽管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母亲却咬着牙节衣缩食硬撑着供李庆霖读书，而李庆霖的妹妹上不起学，8岁就被送到一家草编店里学编织草帽草席。1944年福建省立仙游师范来莆田招生，免收学费还供应伙食，李庆霖便去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入学那一天，母亲挑着行李陪着儿子，从很早上路，一直走到下午才到学校。
李庆霖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发愤刻苦，熬了4年到1948年毕业，分配到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月薪为140斤大米，生活很清苦，但总算有一口饭吃。解放后，他被政府留用继续任教。1951年，22岁的他与学校所在地的农村姑娘张秀珍结婚，婚后5年中长子良模、女儿良培、次子良雄相继出生。1956年全家搬回城关老家居住。
1958年他被调到沿海忠门公社前坑小学担任教导主任，并担任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才3个多月就初考，这个班因成绩太差没有一个考上初中。当年正逢大跃进时代，时兴“插红旗、拔白旗”，莆田县教育局召开小学庆功大会，李庆霖等一批升学率低的班主任被宣布作为“白旗”拔掉，同时他被免去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每月50.5元降为42.5元。
这一次处分在他心里刻下了一道永远抹不掉的伤痕，直到他出名后在各种场合都愤愤不平不厌其烦地谈起。
一辈子艰难曲折的经历，使他学会了坚强。看起来文弱书生，心里却潜藏着一种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强者精神。正因为这样，他遭遇儿子上山下乡中的困难，敢于向各级领导机关反映，敢于给周总理写信，没有收到回信也没灰心，反而进一步想到给领袖毛主席直接写信。
也许是他从小刻苦读书积累下的扎实基础，他的文字功底令人佩服。他出名后，《红旗》杂志通过地委宣传部约他写一篇谈反潮流的文章，这个任务部里就交给我去转达，过几天他把稿件交给我邮寄到北京，我把稿件从头到尾看了，不久《红旗》杂志刊登出来，我又认真看了，几乎全部是原文，编辑基本没有改动，这当时就让我这个拿笔杆为生的心悦诚服。
现在我回忆这件事，并非说他所包含的政治内容，而是说他文字功底和朴实文风，有一种很大的可能让毛主席也被他所感染。当年把毛主席复信和李庆霖的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21号）向全国传达，印发出来的是他原原本本的信，一个字没有改动，原文中就没有一个错别字，我想就是现在任何一个大秘书要做到自己一次性起草的文章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而不需要改动一字的，恐怕是极少的。
毛主席自己一生讲究文字，看到这样一封信怎不会被感动?而且全信朴实无华，让人读了觉得真实可信，却也不乏幽默感，比如“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这些话很符合毛主席喜欢的语言风格。
还有从全信内容看，李庆霖虽然把上山下乡中的困难写得很尖锐，但敞开的是一种真诚的心怀，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否定毛主席亲自倡导的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甚至你读不出信中有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怨恨情绪，这也不能不令伟大领袖感动！
所以，毛主席在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中，赞扬李庆霖那信“写得相当好啊”。他看了三天才下决心回信。他还建议把这封信编入学生课本中。
三、李庆霖政治上是怎样大红大紫起来的？
毫无疑问，李庆霖“告御状”促使了中共中央高层高度重视和全面调整知青政策，直接使全国两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包括回家乡的知识青年）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件大好事。随着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李庆霖成了全国知青及其家长心中的神圣人物。因为他为广大知青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难以预料，李庆霖出名之后很快就在政治上也大红大紫起来，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主席对他器重有加。毛主席除了给他亲笔回信并寄钱外，还特地对他政治上的发展也嘱为安排。
回信后的两个月，约在1973年6月下旬，福建省委和莆田地委、县委都得到了正式渠道传来的一个内部消息：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要问一下福建的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他入党并参加“十大”，如果没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毛主席对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的政治安排说得如此细致而具体，这令各级领导感到极大震动和高度重视。
但据我所知，当时领导层内部都在紧张商讨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却没有一个领导正面向李庆霖透露。因此他本人对此毫无所知。当年身兼福建省党、政、军一把手的韩先楚接到毛主席的这一内部指示后，即把李庆霖召到福州亲自接见，但也并没有当面说出毛主席的指示，只是鼓励李庆霖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
李庆霖就向韩先楚司令员提出两件事，一件就是上面说的1958年他被插上“白旗”受处分，他要求给予平反纠正；还有一件是他妻子曾经是国家正式职工，困难时期被辞退，要求给她恢复一份正式工作。
这两件事韩先楚都认为合理很快就解决了，李庆霖被调到莆田全县最好的一所小学即东方红小学（现为实验小学）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还补发了从1958年到1973年被降低的工资，妻子也被安排到莆田第四中学当正式职工。
这是李庆霖出名后短短数月内实现的两项要求，李庆霖心里已经很满足了，对于入党要求他心里却没有想到，因此一直没有提出来。最早带来毛主席回信消息的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那一段经常来莆田追踪采访，他对李庆霖还没有提出入党要求心里很焦急，他对我说：小张，毛主席很希望李庆霖参加十大，眼看十大就要召开了，但李庆霖还不知道提这个要求，官员们可能不好当面问李庆霖这件事，你小青年干脆给他明确提一提，没关系的。
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就应允了赖玉章，一个人到了仓后路居仁巷15号李庆霖家，因为已经多次接触很熟悉了，我就开门见山问他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他说省地县领导已经解决了他的两件事了，孩子在农村的困难，全国都在解决，相信也会好转的，他说他很满意了。我看到谈话还不能进入有关入党的主题，就索性问他，听说毛主席有对汪东兴说了一段你的事，你知道了吗?他说没有人告诉他。
我就把具体内容说了，他听了非常惊讶兴奋，问我怎么办?我说入党要求必须本人有这愿望并自己提出来，别人不好代替，你要赶紧向组织上提出申请。他还问我一些如何申请的具体事项。第二天他就向莆田县委写了入党申请书。我看到许多文章都说李是在7月1日写的申请书，但据我回忆，写申请的时间应在7月中旬。
莆田县委接到李的申请后，马上报告了地委和省委，接着各级领导及组织部门内部开始为李的入党紧张运作，进行内查外调，但最终没有在党的“十大”召开前解决李的入党问题，当然李就失去了参加“十大”可能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机会。拖延解决李庆霖入党问题，主要原因是在调查中发现敌伪三青团档案中有一份李在仙游师范读书时全班同学的名单，这份名单中有的名字前面打勾，有的没打勾，分辨哪一种是三青团员费了一些时间，到确定李不是三青团员而决定发展他人党，时间就拖到“十大”之后。
翌年即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反对当局的这一派就把这件事当做当局打击迫害李庆霖的一大罪状，认为是当局怕李庆霖去参加“十大”受到毛主席接见说出对当局不利的话而故意设置障碍。李庆霖本人也有这种看法，这是他后来直接跳出来反对当局领导的起因之一，并多次为自己最终未能见到毛主席表示遗憾。
李庆霖第一次在全省公开“大出风头”是1973年7月2日，省委在福州市召开群众大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21号文件、学习毛主席回信和李庆霖信件。这之前省委领导也已接到毛主席对汪东兴关于李庆霖政治安排的谈话内容，因此省委高规格邀请李庆霖来福州出席大会并讲话。
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李庆霖口才不一般，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约一个半小时，开头从学习毛主席回信的重大意义，说到他为什么给毛主席写信，后半部分他话锋一转说：“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给我写信的事在社会公开之后，我们莆田社会上产生了一股不能小看的政治压力，企图对我倒咬一口，把此事全盘推翻。我想有必要说它一下，让我们共同来提高对路线斗争的认识，也许有一点好处。
”接着他讲了几个具体反对他的事，却上纲到两条路线斗争高度上来，这意味着李庆霖开始公开走上政治舞台了。但这一次他只讲到反对他的有关工作人员，矛头还没有指向当局领导层。 随后，在李庆霖入党问题上虽然拖延了一段时间，但在仕途上却接连步步高升，在担任东方红小学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后，又被任命为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副局长）、莆田地区知青办副主任、福建省高招办副主任。
虽然错过了参加“十大”机会，各级领导还是不敢违背毛主席的政治安排，推选他出席了四届人大，并当选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如今天是正部级的待遇），还被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至此，李庆霖的政治生命走到了顶峰，真可谓大红大紫。
四、李庆霖最终成为悲剧人物的原因何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李庆霖很快受到关押批斗，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虽然获得减刑，但也被关押到1994年3月才提前出狱，回家后贫病交加到2004年2月凄惨去世，最终成为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物。客观公正地分析，应该说造成他悲剧绝不单是他个人原因，主要是“文革”的时代悲剧促成了他个人悲剧。
李庆霖被卷入政治漩涡关键的时间点是1974年初开始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地区当时派性斗争非常激烈，在全国都是有名的。李庆霖1973年出名后那一段，虽已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但还没有参与到两派斗争中，经常说到的只是反对他给毛主席写信的一些人和事，更多谈到的是社会上和党内的不正之风。他最恨的是“走后门”，他当省高招办副主任期间就不顾情面顶住了一些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上大学的事，而且还带头把自己的次子李良雄又送去上山下乡，这在当时干部群众中都是认可并传为美谈的。
但在李庆霖有了一系列的官位头衔并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发言影响力之后，“四人帮”就从他身上看到可以利用的优势，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就把他“包装上市”，《红旗》杂志约他写了谈反潮流的文章，“四人帮”随即把他与辽宁省交白卷的张铁生相提并论，树为“北张南李”全国两个“反潮流”的典型，制造了强大的舆论氛围。
后来有人说，江青曾接见过他，这我没听他说过无法证实，但他亲口给我说过，他到上海时马天水、徐景贤接见了他并大肆鼓励他“反潮流”。李庆霖也就在这种舆论的吹捧下，头脑发热飘飘然起来并与日俱增。
接触过李庆霖的人都会觉得，他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全身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书生气。他刚出名后第一次出差，还不懂得如何办报销手续，特地到我们办公室问，走时告别不是和别人握手，而是两手抱拳连连作揖。他走后大家都笑着议论，真是书生一个。
像这样一个一生只在小学教师岗位上的小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具备政治家的素质、眼光、见识和城府?但“文革”那种畸形的时代，却借着毛主席回信的东风，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高端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赋予了他极大的政治发言权，他再也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之舵，只能随着变幻莫测的险风浊浪起伏升沉。
据我所知，1973年他抨击政治的矛头还只是局限于当地机关一些反对过他的人和事，而对各级当局领导安排他那么多官衔还怀着感激之情。但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莆田地区乃至福建省的派性斗争就打着拥护“反潮流”的旗号缠住了他，把矛头对准了当局领导，首先就把李的入党时间拖延不能参加“十大”当做当局领导的大阴谋进行追查，进而把当地机关中反对他的一些人和事都当成是当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策划，并上纲上线到这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李庆霖本人在这种氛围中自觉不自觉地被推到第一线，和当局领导严重对立起来从而一发不可收。
1975年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后气势更红火了，派性势力对他的吹捧、利用也进一步无以复加，而他本人头脑也更加发热膨胀起来，更深地卷入派性斗争，把自己凌驾到当局领导之上，以“太上皇”自居的味道越来越浓。
有人写信向中央反映了李的所作所为，姚文元就派记者来福建调查。调查的结论却是：“李庆霖同志保持反潮流战士的革命精神，对于错误倾向和不正之风，别人不敢说他敢顶”，“他同当地领导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原则分歧”。
这种结论当然使李庆霖更加有恃无恐。福建省委领导出于爱护向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反映他的问题。邓小平批评说：“这个人入党不久，尾巴翘得那样高，要好好教育他，警告他，公开对他讲，你这样搞是要垮台的。”省委领导也找他谈话做工作，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很难起作用的。
到了1976年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庆霖更是从莆田当地发展到成为福建全省的一个“派头”了，到处演说作报告，表态支持造反派，把各级当局领导当做邓小平之流批判、打倒。可悲的是，在他的心里，他完全把这当成拥护和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样才对得起大恩人毛主席！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之后，他自然成了“四人帮”在福建的代理人、黑帮、亲信、爪牙而受到重重的惩处。10月底被宣布停职检查，随即被隔离审查了1年多，在莆田当地并被押到福州等各地，一天两场三场批斗，前后共有百多场批斗会，也时常有过拳打脚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何曾有过这种境遇，他曾有多少次昏倒在地。1977年11月1日他被宣布正式逮捕。
又过了1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送到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劳改场关押改造。对此判决，李庆霖始终心存不服。他承认自己在运动中说错话办错事，但说他是打砸抢分子及带头人他绝不承认。
当时福建拍了一部轰动全国的著名纪录片《铁证如山》，据说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招待华国锋等中央政治局领导看了都感到震动。其中有个镜头：莆田县委大院里有间挂满枪支的房子里，李庆霖被带到这里，镁光灯闪过后就被带出来，而解说词说：“李庆霖组织武斗队，大搞打砸抢，专业武斗队有201个，参加人数有6700人。”李庆霖只要有场合说话，就说那是强安在他头上的。
后来即1990年南平地区中级法院给予减刑到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3月他出狱后虽获得了自由，但等待他的却是贫病交加的生活窘状，不仅没有经济收入，而且帕金森、脑萎缩、肺气肿、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扰。
李庆霖与来访者合影
一人落难、全家遭殃，其妻张秀珍也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开除公职，“监督改造”3年，后来虽然给予平反，但一直到她1997年去世也没恢复公职。
李庆霖给毛主席信中反映遭受困难的长子李良模，李庆霖有权有势时并没有趁机安排他回城工作，而是继续让他留在原地萩芦公社水办大队，后来在那里入党，并在萩芦公社担任一个挂名的党委委员。李庆霖被关押后他也很快被免去职务，到1980年全公社知青都回城安排了工作，唯有他一个人仍留下来劳动，1982年好不容易招工到仙游糖厂当厂区铁路的养路工，以后当上小火车司机，现在一个镇的土地所工作。
次子李良雄是在毛主席复信后，李庆霖带头又把他送去上山下乡，后来作为身边没有子女政策安排回城到县公安局工作，这时也被开除出县公安局。重新回到插队的知青点，但是知青办不要，街道也不收，他只好把户口揣在口袋里去打短工，直到1996年才安排到他母亲原来工作的莆田四中当一名职工。
在李庆霖遭难直至2004年去世的近30年中，唯一让李庆霖精神感到欣慰的是，全国两千万知青及家长大多没有忘记他，在李庆霖坐牢和出狱后，不少老知青想方设法找到他或打电话给他，有话语安慰的，也有寄钱送物的，这是他独有的一笔精神财富。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03年8月12日。我大学一个同学的女儿在美国留学念博士，她博士论文竟是写李庆霖，而且该大学居然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专门批准她回来当面采访李庆霖。她所在大学里有两个美国教授，妻子都是当年中国的知青，听说她要回国见李庆霖，都委托她向李问好，我听了也很受感动。因此很乐意那天陪她来见李庆霖。
李还是居住在那低矮的旧屋子里，房间里的一切老旧得几乎原封不动，唯有墙上挂着毛主席像的镜框锃亮崭新。李庆霖只能躺在床上，气管炎很严重了，讲话上气不接下气，但仍然非常友善接待我们，有问必答，说话慢慢的却很真诚。
问他当前生活如何着落，他说：出狱后分文没收入，逼得实在没办法，他找到莆田县领导批给他每月210元；后来接任的书记刘可清批准增加到每月300元；现在又增加到每月500元，据说是习近平（当时任福建省长）批的。
他说出这些领导的名字一个一个记得很清楚，听得出他还是怀着感恩心情的。他最后几句话我记得很牢，他说：我不后悔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没错，我也没错。后来发生的事是一场历史的梦，现在梦醒了，我也快归天了。
半年之后李庆霖去世了。我责怪他儿子没有通知我，没能赶过去送丧，但电话中他告诉我，当时出不起钱火化他爸爸，还是城厢区区长阮军批准给予免费火化。还有他没钱买墓地，1993年他奶奶去世、1997年他妈妈去世，连同他爸爸去世3个人的骨灰盒一直放在自家狭窄的屋子里而得不到安宁，后来也是阮军区长批准他以三折优惠购买了一小块公墓地，把3个人连同他早年去世的爷爷的骨灰一起合葬，终于使他们入土为安了。
李庆霖安眠在莆田福山墓园，墓碑上镌刻着毛泽东那封复信
我想，李庆霖的名字还是会被历史记住的，也应该记住的，连美国人都感兴趣，中国人更应该给予记载总结并吸取教训，本着这个目的，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如实写下来，也许对历史研究有一点点价值吧。
【维基百科】李庆霖（1929年—2004年）福建莆田人。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
写信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97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将毛泽东和李庆霖之间的往返信件印发至全国基层公社一级，李庆霖成了为知青鸣冤叫屈的先驱，中央高层因此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不久被誉为「反潮流英雄」；后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1973年在《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谈反潮流》。福建造反派头目认为他与中央首长江青等说得上话，故极力结交攀附以壮声势。1976年毛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桉风中，李庆霖到处演说作报告，表态支持造反派。
文革后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狱。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崇安县监狱裡管理图书室，播放广播、出版牆报。连续两次减刑，1988年减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由于当年这个小人物的一封信，改变了1700万知青的生活状况和命运，他被称作「李青天」；当年的知识青始终对他心存感念。听说他在劳改农场，有一些到武夷山风景区旅游的知青买了水果、糕点，步行10多里去探望。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张秀珍受牵连，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虽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其公职。
晚年1994年8月提前出狱后赋閒在莆田东门凤山街居仁巷一条偏僻小衚衕的家中。毛泽东汇给的300元，一直存在莆田市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从未取出；只取过利息。靠县民政局发放的210元生活补贴（后有调整提高）度日。生活拮据，连老伴住院开刀，是同事、朋友相助才支付了医疗费。晚年患有神经官能症，常常觉得气喘心悸，靠服用安定片入睡。曾多次婉拒记者採访，自言「一生坦诚，功过任由评说」。2004年2月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