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从少年时期就开始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11岁时，经历了庞大王朝元朝的覆灭和汉人政权明朝的建立。朱元璋去世时，方孝孺《大行皇帝挽诗》云：“睿哲君天下，恢弘德化新。宵衣啚治道，侧席致贤臣。王气金台晓，仁风玉宇春。忽朝云晏驾，率土泪沾巾。”可见他是充分拥护新政权的。这可以算是其人生“大起”之一。
洪武四年(1371年)，其四十六岁的父亲方克勤受朝廷邀请应试为官，担任山东济宁知府，五年时间，成绩斐然，有“循吏”之美称。然陷身冤案，死于非命。这不得不说是方孝孺人生中的“大落”。
此后求学于明初大儒宋濂，获得宋濂极致褒扬，认为其前途不可限量。此又可以称“大起”。宋濂言道：“细占其进修之功，日有异而月不同，仅越四春秋而已英发光著如斯，使后四春秋，则其所至又不知为何如。以近代言之，欧阳少师、苏长公辈姑置未论，自余诸子与之角逐于文艺之场，不识孰为后而孰为先也。予今为此说，人必疑予之过情，后二十余年，当信其为知言，而称许生者非过也。”（《送方生还宁海（并序）》）
或许是宋濂的关系，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接见了二十六岁的方孝孺并试其才，算得上他小小的高光时刻。方孝孺其作《奉试灵芝甘露论》曾言道：“汉家图治策贤良，董子昌言日月光。自笑腐儒千载后，却劳圣主试文章。”可见他当时的精神世界恰是一片“日月光”。
这篇《豫让论》的所作时间不明，但据文章内容大概可以推测是方孝孺学成之后，雄心勃勃之时。此后方孝孺历经了长达十六年的怀才不遇，直到建文元年受建文帝朱允炆重用。但建文朝只有三年寿命，方孝孺紧随着献身于政治理想。
1、
且看文章开头所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豫让论》）
在方孝孺看来，要建立功名、侍奉人主的士人君子，如果有幸运被人主称知己，那就应该竭尽智谋、诚恳劝告人主，使得其祸患消灭于未发生之时，治安保全于未发生动乱之前，既使自己不受损害，也使人主没有危害。如此这般，活着是著名的忠臣，死后是高尚的鬼魂，继而流芳百世，照耀史册，方为完美士人。
方孝孺为一种类型的士人君子下了一个定义，大概被其所侍奉之君王或诸侯称之为知己的这类人，他认为他们为报答人主知遇之恩，应当做到一系列的高水平的成绩。而无法做到这些方面的人，比如不能拯救主人于动乱发生之前，以至于主人失败丧命之后才去献身自尽的人，可以算得上沽名钓誉、迷惑世人的人，这在君子看来，是不足取的。
这段话非常庄严，有一股强大的不可质疑的气势。但是，按照此逻辑，如果我们回想历史上的大人物，会发现符合这一标准的实在寥寥。姜子牙、管仲、孔子、张良、范增、诸葛亮、王安石，这些都可以算作曾经被各自君王非常倚重的人，可以称之为君王“知己”式的人物，但做到“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的恐怕只有姜子牙一个人，管仲大概也可以位列其中，但苏洵的《管仲论》认为他要为齐桓公之后的齐衰形势负责，颇有些争议。
方孝孺为什么有这样的观念？事实上，方孝孺和孔子一样最推崇周朝的制度，对于此后的制度自然是瞧不太上的。他在《基命录序》曾说：“后世人主，祖宗积垒之素，既不若古之人，之以侥取幸而欲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权诈而欲传之以法术，此秦隋以来之君所以陨性偾国（意为丧命亡国）者相属也。数千年间，庶几知商周圣王之用心者，惟汉高文二帝，唐神尧文皇，宋太祖太宗为然。”
显而易见的是，方孝孺用这段话打头阵的目的是为了引出本文的主人公，豫让。就是说出千古名句“士为知己者死”的战国时期著名刺客豫让。
既然方孝孺已经在文章开头对于一类士人君子大加鞭挞，结合豫让的事迹，就能知道方孝孺对豫让是持比较严厉的批评态度的。
他说：“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豫让论》）
这段话肯定了豫让为其侍奉的晋国正卿智伯报仇的行为，称其为“忠臣义士”，这也是所谓“愚夫愚妇”都认可的，但是认为豫让在死的方式上却还有不忠的表现。
方孝孺主要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豫让曾在报仇过程中发生“漆身吞炭”的“极端“行为，为的是接近报仇的对象晋国卿族赵氏的家主赵襄子，当时他曾经对朋友说过“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的话。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他说这句话前，其友还问他：“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史记·刺客列传》）
方孝孺举这个例子，更多是为了渲染文章，所以他反问说这能说他不忠吗？他认为接下来说的例子就能证明豫让的不忠，当豫让“漆身吞炭”准备在桥边伏击赵襄子，仍然被发现，赵襄子选择宽恕他，并把衣服脱下由他三次“斩衣”来实现他象征性完成刺杀的行为，期间赵襄子还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在侍奉智伯之前，豫让是中行氏的家臣，而豫让回应说：“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一样对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
根据《史记·刺客列传》可知，豫让还曾是范氏的家臣。更确切地说，当时豫让说的是：“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不过，对于这样的回应，方孝孺显然是不认同的。
2、
方孝孺似乎抓住了豫让言语中的一个“漏洞”，由此展开反驳，即“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豫让论》）
段规是当时韩康子的策士，任章是魏恒子（此“魏献”应为“魏恒”）的家臣，方孝孺认为他们都未受到所谓“国士”的待遇，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曾力劝其主满足智伯的贪欲，以促智伯众叛亲离，使其灭亡。比如面对智伯索取土地，任章曾对魏恒子说：“无故索地，邻国必恐；重欲无厌，天下必惧。君予之地，智伯必骄。骄而轻敌，邻国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智氏之命不长矣。《周书》日：‘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君不如与之，以骄智伯。”(《战国策·魏策》)段规也对韩康子说过类似的话。
而智伯家臣郄（xì）疵看透了韩魏的计谋，他也没有受到智伯的“国士”待遇，但依然向智伯提醒这一风险，尽管未被采纳，但也无愧于心。
于是，方孝孺揪住了“国士”一词来反驳豫让，认为豫让所做似乎并不及那些没有被执政者或者家主当作“国士”对待的家臣或策士。尤其是在影响智氏兴衰的关键事件中。
那么，豫让应该怎么才能符合方孝孺眼中的“国士”标准呢：“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士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曰：‘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豫让论》）
方孝孺认为，首先，豫让应该像郄疵那样提醒智伯不能掉入向韩魏索取土地的陷阱中，以致韩魏赵三家联合反攻智氏。当然，豫让大概也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方孝孺认为豫让应该至少“三谏之”，并且以死相逼。如此则可能使得智伯克制其行为，最终保全延续智氏的宗族。方孝孺强调豫让在劝谏中死去比起“斩衣而死”要更有价值。但是在紧要关头，豫让似乎一点事情也没有做，而是袖手旁观。犹如春秋战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偏远的越国人对于秦人的兴衰毫不关心（这一点存疑）。当智伯死后，才终于抑不住身体的血气，选择成为刺客，这又有什么可以称道呢？方孝孺连说了两遍“何足道哉”，可见他对自己的演算逻辑是相当自信的。
文章的最后一段话则找补了一些：“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觍（tiǎn）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豫让论》）在趋炎附势之小人与国士之间，方孝孺自认为为豫让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不至于过誉，也不会贬低，似乎真正做到了“理中客”。
不过，关于豫让的史料主要出自《史记·刺客列传》，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豫让更多的信息材料，他到底有没有像郄疵那样尽到提醒的职责，他受到的所谓“国士”待遇具体又指什么，这些可能都是不确定的。假如有更加具体详细的史料传世，无疑更有利于我们解释豫让报仇行为的细致逻辑。
但是，对于意图发出新论的作者而言，这些内容可能缺少更好，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逻辑突破口，是历史“破绽”所在。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破绽”发表新论。这在苏轼、苏洵的史论文章中早就有明显案例，前面提到苏洵的《管仲论》，苏轼的《贾谊论》、《晁错论》等也都是典型的例子。
对于这类文章，与其说作者是在论析历史人物，更应该说作者是在表达个人当时的政治观点和态度。毕竟材料本身是残缺的、不完整的，由此得出的结论难免是武断的。既然如此，还不如彻底成为表现个人的舞台，极力运用逻辑技巧、文辞以及个体的现实的政治生活经验，由此至少能博得个才思敏捷、引发时人共鸣的文章美名。
此文便大胆豪放，颇能体现《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方孝孺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的观点。
我们不妨以此观察方孝孺的政治观点，方孝孺是一个充满“政治理想主义”之人，一如他推崇周朝体制。后来，当他被年轻的建文帝视为知己，以国士礼遇待之时，他们一道发动“建文改制“运动。从修建存古书、圣训的“省躬殿”到为殿内陈设撰写铭文，从改城门名到改官名，以及还有恢复周代的井田制（古代的“土地国有”制度），以促复兴周朝体制。
对此，后来的明学者、画家朱鹭在《建文书法拟》不忿道：“四年之间，今日省州，明日省县；今日并卫，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勋阶。宫门殿门，名题日新，虽干戈倥偬（kǒng zǒng），日不暇给，而曾不少休。一何扰也！”但对于建文帝、方孝孺等人来说，则可能至关重要。
有趣的是，《豫让论》《深虑论》这两篇方孝孺知名史论文，与他的现实人生际遇可以形成“互文”现象，有互相交错，互相勾连，互相追问，互为注脚之感，引人深思感慨。作为建文帝倚赖的知己，在爆发“靖难之役”之时，方孝孺并没有做到本文提到的“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反而在朱棣大功告成，建文帝大概自焚的情况下，选择了粗暴地与朱棣对抗的方式，以致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被朱棣赐株连十族，倒有点他所此文中批评的“不胜血气之悻悻”的意思。
唯一值得庆幸的一点可能是，据《明通鉴》记载，在朱棣将攻进皇城之时，方孝孺劝导惊慌的建文帝，说了“即事不济，国君死社稷，正也”之类有骨气的话，这大概也可以算是“已无愧于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