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人的工作时间已经超过疫情前，但收入状况反而变差。2023年，实际人均家庭收入创纪录地下降5.1%；2024年又下降1.8%。经合组织称，这是所有成员国中最大的降幅。
实际人均国民净可支配收入在2022年年中见顶，到2026年年中已比峰值低4%。同一时期，人均工作时长持续增加。收入减少并不是因为人们工作少了，而是因为每小时工作的产出变少了。
澳洲人的工作时间已经超过疫情前，但收入状况反而变差。
家庭通过消耗疫情期间攒下的储蓄，暂时掩盖了这场损失。家庭储蓄率从2021年底的12.9%跌至两年后的3.4%，这层缓冲如今已经用尽。
收入下滑有一部分确实源于运气不佳。2021年和2022年出口价格大幅上涨，随后回落，国民收入也跟着下降。不过，运气只能解释部分原因；其余原因来自政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人口。到2023年9月的一年里，净海外移民人数达到创纪录的556,000人。2022年年中至2023年底，人口年增幅为2.4%，经济增幅却只有1.75%，结果是人均产出下降。
一个人抵达后第一天就会被计入人口，但收入的形成需要多年。根据统计局（ABS）季度数据作出的估算显示，移民激增会在一年内压低人均国民收入，而这项损失消退得十分缓慢。
其次是新增工作流向了哪些行业。医疗、教育和公共行政主要由政府出资，其占全部工作时长的比例从2002年的21%升至2025年的30%。自2019年以来，这些行业吸收了全部新增工作时长的61%。
按统计口径计算，这些行业每小时的产出只有市场部门的62%，而且这些行业的每小时产出还在下降。劳动力转入这些行业，已经足以解释、甚至超过2022年以来国民生产率的下滑幅度。
即便如此，数据仍然美化了它们的表现。没有在市场上售出的产出，会按生产成本估值；如果只计算实际卖入市场的产出，那么自2022年以来，人均产出每年下降了近0.5%。
监管机构的规模也在扩大。自2018年以来，不包括国防在内的公共行政和监管服务业，就业人数年增幅达到3.7%，几乎是所有工作岗位增速的两倍。监管成本不会出现在监管机构的工资账单上，而会体现在受监管企业的决策中。
第三个方面是投资。2002年至2019年，企业资本存量年均增长5.4%；此后增速降至2.6%。每工作一小时所对应的资本量几乎没有增加，这几乎完全解释了市场部门生产率放缓的原因。
第四个方面是资源业，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矿业占市场部门生产率放缓幅度的84%。2019年以来，矿业产出下降4%，工作时长却增加15%。新的项目储备已经耗尽，海上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的实际支出较峰值减少约85%。2010年曾钻探50多口海上勘探井，2023年只有3口；当年联邦政府也没有释出海上勘探区块。
问题不在油价。挪威面对的油价相同，2014年钻探了57口勘探井，2024年和2025年则每年约钻探50口。两国的差别在于项目获得批准的路径。
澳洲矿业委员会（Minerals Council of Australia）报告称，在澳洲开发一座新矿平均要花16年。再考虑到各州禁止陆上天然气、活动人士提起诉讼，以及联邦规则反复变化，许多项目最终根本无法启动。
能源政策也推高了成本。政府返还结束后，截至2026年6月的一年里，零售电价上涨22.4%。为维持Tomago铝冶炼厂运营，纳税人将在10年内支付25亿澳元。到2022-23年度为止的十年间，可再生能源补贴平均每年达到26亿澳元。
补贴只是把成本从电费账单转移到政府预算，并没有让成本消失。
经合组织把问题归因于利息和税款支出增加，但这只是传导渠道，并非原因。通胀推高利率，也把工资推入更高的税率档位。
其中的教训并不复杂：财富是在市场部门创造的。自2019年以来，这个部门在全国工作时长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新资本流入也在减少。
解决办法也很明确：让移民规模与接纳移民所需的资本和住房相匹配；在几年内而不是几十年内批准优质资源项目；遏制监管国家的扩张；并把能源政策的全部成本摆到台面上。在这些改变实现之前，澳洲人还会继续工作更努力，却得到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