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驳虎主笔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在西部海岸发动攻势，短时间内“势如破竹”，控制了大片区域，包括曼德海峡中的丕林岛。联合国安理会就此召开会议，中方代表在发言中对也门局势“深表担忧”，呼吁各方立即停火止战。
首先，中方第一个担忧是曼德海峡局势。
胡塞武装这轮攻势最大的战果，是夺取了曼德海峡中的丕林岛。全球约12%的贸易量经过这条水道，胡塞武装在岛上预置的反舰武器，事实上形成了对曼德海峡的军事控制。
中方担忧的核心不在于胡塞武装发动了某一次具体袭击，而在于航道安全正在从一种“公共产品”变成“冲突工具”。如果曼德海峡的通行权取决于胡塞武装的政治条件，这条航线就进入了一种不确定状态。
中国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红海航线承载着中国对欧出口的很大一部分，这种不确定性的敏感度极高。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即便中国能够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国际保险公司不会因此降低保费。红海船舶战争险费率已从一个月前的船价0.1%或更低水平，升至0.3%至1%，与以色列或沙特有关联的船舶受冲击最大。
保费上涨直接推高中国出口企业的物流成本，最终影响的是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市场用真金白银投出的风险定价，不会因为外交沟通而改变。
中方在发言中强调“各方尊重航行权利”，而非“某一方”，这一表述没有直接点名，既亮明了底线，又保留了沟通的空间，是外交语言中高段位的操作。
中方的第二个担忧，是冲突正在从红海航道外溢到能源基础设施。
近期，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和麦地那段遭到无人机袭击，沙特被迫预防性关闭。这条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近几个月每天输送约400万至500万桶石油，相当于全球供应量的4%至5%，是霍尔木兹海峡尚未开通情况下沙特能源出口的重要备份路线。
沙特是中国在中东最重要的能源伙伴。中国是沙特原油的最大买家之一，能源进口结构中对沙特轻质原油的依赖短期内难以替代。管道关闭不仅推高国际油价，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炼厂原料供应的稳定性。
中方在发言中明确反对“袭击民用基础设施”，指的就是这个现实威胁。对于中国来说，也门冲突已经能够通过能源价格和航运成本，传导到中国经济系统。中方对也门局势的担忧，与对能源安全的担忧，实际上是同一件事。
胡塞武装自发动攻势以来，推进速度超出多数观察者预期，也门政府军在西部海岸的防御体系出现崩溃。中方此时呼吁停火止战、重返外交谈判，是希望在既成事实固化之前，保留政治解决的空间。
如果也门政府军彻底崩溃，也门将陷入更严重的分裂状态，各种极端组织可能趁机扩张，索马里就是前车之鉴。这对红海安全和地区稳定都是坏消息。
中方支持海湾国家斡旋，是因为海湾国家与也门各派都有沟通渠道，能够推动各方回到谈判桌。中方特别提到“海湾国家在斡旋解决也门问题上有独特优势和成功实践”，这句话也把斡旋责任放在了区域组织身上，中方的角色定位是支持者而非主导者。
接下来也门局势的发展，取决于沙特和伊朗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各自的盟友，中方在这一问题上没有直接影响力，但可以通过与海湾国家的合作，间接推动政治解决。
有报道显示，中国曾与胡塞武装进行沟通，以确保中国油轮安全通过红海。但沟通渠道的存在，不代表中方承认胡塞武装的合法性。中方同时强调支持维护也门和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覆盖了冲突双方的利益关切。
中方不支持任何一方以武力改变现状，也不承认军事占领带来的领土变更具有合法性。
我们与伊朗关系良好，与沙特关系同样良好。胡塞和沙特矛盾尖锐，但中国不会因此将胡塞武装视为敌人。中国在中东的外交原则是不选边站队，而是劝和促谈。这一原则在沙特与伊朗和解过程中已经得到体现。
中方在也门问题上的平衡姿态，是为了保持与各方沟通的能力，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发挥调解作用。
但平衡外交也有边界。如果中途直接威胁到中国商船和能源供应，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更明确的立场。目前中方的表态仍然以外交呼吁为主，在亚丁湾的护航编队主要执行反海盗任务，不会介入也门内战。
也门局势的发展，是中东地区秩序重构的一部分。美国影响力衰退后，中东正在出现权力真空，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地区大国都在调整自己的位置。也门冲突是这种调整的一个缩影，中方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填补这个真空，但中方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利益。
中方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发言，反映了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外交传统。点名谴责一方，将会关闭与那一方的沟通渠道，不利于未来调解。
中方担忧的是，如果也门冲突进一步升级，红海航道安全受到长期威胁，中国将被迫在各方之间做出更明确的选择。这是中方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冲突升级没有赢家，航道安全和能源供应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如果各方不能回到谈判桌，红海可能变成一个长期的高风险区域，这对全球经济都是坏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