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其人，历代多有评述，自是不必赘述。历代学者考证《五柳先生传》是其自传体短文，虽有反对者但大多趋向肯定。关于此文的写作时间，历来有早年与晚年之争。南朝文学家萧统考证其写于392年陶渊明任江州祭酒之前。若确为早年之作，借此表明弃官归农的心志，那么此文与其说是自传，不如说是言志之文。然而，文中“环堵萧然……箪瓢屡空”所描绘的穷困潦倒，字里行间透出的苍凉与旷达，实在更贴近陶渊明晚年真实之困顿境况：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 宅边有五柳树”者，从“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 其一》的诗句可知陶宅边确实有柳树。“黔娄”者陶渊明在《咏贫士》中有句：“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是袭用《汉书 扬雄传》。笔者不禁推测，《五柳先生传》不排除后人托名杜撰的可能。纵观全篇，行文极其质朴平白，缺乏《归去来兮辞》或《桃花源记》中那种超拔的文采与灵动。一位笔力如此深厚的大家，写出此等直白之文，似有违和感。其次，篇中所述五柳先生之境遇，多见于陶渊明其他诗文中，缺乏自传应有之独家细节。尽管历代学者对此文赞誉有加，笔者在此仍抱存疑之态。
以文论文，《五柳先生传》作为中国传统文人的自传，反映出作者本人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相比于白居易精心保存三千篇诗稿、对现实境遇津津乐道的“真实自我”流露，《五柳先生传》则更多了一层“理想自我”的投射。在古代图书“经史子集”的分类中，史书中的传记多重严肃的社会价值，而《五柳先生传》作为集部中的文人自传，性质极为特殊。它虽然自传气韵浓厚，但并未展现陶渊明人生的全貌，更像是抽离了现实纠葛的“理想化自我”。它不着姓字，不叙世系，采用外部形貌命名，这种打破传统立传规范的写法，意在塑造一种高士典型。这与真实世界难免存在差距，理清这一层，我们才能重新审视《五柳先生传》的文学定位。
陶渊明留给后人约一百二十余首诗，绝大多数为五言诗。因用词平淡自然不作雕琢被视为“真淳”，《饮酒 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饮酒》共二十首，公元417年，刘裕率军攻克后秦，东晋王朝名存实亡，覆灭在即。陶渊明胸中苦闷，只能借酒消愁，此组诗便是在此背景下草创并修改而成。《饮酒 其五》最为出名，这里选用叶嘉莹先生的点评：“东篱悠闲，菊花高雅，作者从容自得，不受限制。斜阳照耀下，山上的烟岚不断变化，飞鸟结队回来，找到托身之所，在即将降临的黑暗中，飞鸟联翩归山，显得渺小无助，转瞬即逝。诗人在一片黄昏美景中体会到一份宇宙和人生的真谛，想弄清楚说明白，却不是语言所能传达的，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人生境界。”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出自《庄子》得意忘言典故，《庄子 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既然喻意达到，就无须再花言语之劳。”尽管陶渊明如今地位崇高，但在南北朝时期却略显落寞。刘勰《文心雕龙》对其只字未提，钟嵘《诗品》虽尊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却也仅将其列为中品。当时的文坛崇尚玄理与雕琢，陶诗的“质朴自然”在当时大环境下遭遇冷遇，实属必然。直到萧统等人将其编入《昭明文选》，才开启了陶诗在后世的辉煌。然而，后世在无条件拔高陶渊明之同时，我们不妨引入盛唐王维之视角。笔者认为，王维对陶渊明的批评，虽带有其阶级与性格的偏见，却一语道破了陶渊明隐逸背后的某种“灵魂真相”。
唐代“田园诗”派形成之初，并未立即将陶诗奉为开宗立派之源，最早以挑剔甚至批评视角审视陶渊明者，正是王维。王维虽仿陶诗但未必接纳陶渊明，笔者将在以后篇章着重论证。白居易说陶渊明“还以养真”，仿佛在他眼里渊明是个真懂得酒味的隐士。杜少陵在《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有诗云：“陶谢不枝梧，风雅共推激，紫燕自超诣，翠骏谁剪剔？”大致是说渊明诗平淡风骨高，不用修琢。韩昌黎《送王秀才序》有：“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这毋宁说是韩昌黎借渊明酒杯浇自己块垒，使陶潜的真实形象在此蒙上了一层主观的迷雾。
到了宋朝陶渊明声誉极盛。钱钟书先生著《谈艺录》有：苏轼认为陶渊明为曹植、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所不及。南宋朱熹再次为渊明壮声势：“读之者足以识二公之心，而著君臣之义。”宋人对渊明人格的体认远比前人深刻……宋代文人对陶诗的推崇，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在仕途蹭蹬时，与渊明产生了“同病相怜”的心理共鸣。
明清两代对陶渊明的接受，大体在宋人的框架内深化，但亦不乏独到之见。顾炎武在《日知录》有：“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已，而微见其情者，真也。”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里的观点值得一提：“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见也，析之以炼字炼章，字字奇奥，分合隐现，险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沈德潜直言渊明为“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所以独步千古”。
清末民初关于陶渊明诗歌评述有两个小集团，一个是以梁启超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一个是林语堂，朱光潜和鲁迅诸先生。梁启超的《陶渊明》一文是用传统诗学知人论世方法，结合西方政治社会学分析来立论的，赞赏陶渊明“真能把他的整个个性端出来和我们相接触”，“渊明的一生，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这引起了陈寅恪的论争，陈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特别强调陶渊明的士族出身和气节、天师道信仰和新自然观思想。来反驳梁启超对于渊明是追求精神自由说。
随后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标举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因为陶渊明已经达到了那种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内心冲突，所以他的生活会像他的诗那么自然，那么不费力”。接着朱光潜的《诗论》有陶渊明专章，朱先生融合西方心理学知识，同时引用温克尔曼的观点提出陶诗“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他后来又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接着发挥：“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这一“静穆论”随后遭到“持匕首投枪”之鲁迅斥骂，他认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并指出：“陶诗中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关于这场笔战，笔者在两年前写有《从与鲁迅的笔战重审朱光潜美学观的演变》一文，可作参考。
纵观上述历代学者对陶渊明的评述，从“平淡自然”到“金刚怒目”，从“追求精神自由”到“士族阶级立场的折射”，陶渊明的形象在后世的解读中变得丰满甚至复杂交错。然而，要真正剥离后世层层叠加的“滤镜”，理清这位田园诗宗的真实面貌，我们不妨回到唐代，从同属“田园”风格的王维身上寻找参照系。王维是早期对陶诗作出明确反应的重量级诗人，梳理这两位诗风相近却内核迥异的诗人间的精神分野，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具张力的探微视角。那么，我们当从何处着手分析？笔者以为，最接近处无疑是两人的“桃源”之作。
纵观汉文学历史，若说清人编撰《古文观止》汇总历代经典名篇，那么《桃花源记并序》堪称其中“瑰宝”，陶渊明搁置五言诗，就此篇足以证得“文坛大家”之誉。后人模仿《桃花源记并序》写文作诗不计其数，其中当推唐代王维的七言乐府诗《桃源行》能与之并肩。 清诗人王士禛有评：“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佳者，王摩诘、韩退之、王介甫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红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此处“自在”两字评得相当到位，现代许多学者对此两篇的注解评论做得很多，在此笔者视从比较文学的思考范畴对以前不大注意部分加以补充。
《桃花源记并序》作为一个样本，不用笔者多费笔墨，当要注意的是，此篇是陶渊明晚年所作，相对于忙于农耕，乞讨，寻酒而欢的早年，陶渊明创作此篇的年代在思想上已经有相当的沉淀。近代学者倾向作品受《道德经》影响，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初编》考证《桃花源记并序》是描写抵挡胡人入侵的北方“坞壁”之“理想国”状况。至于将文章寓意解读为“控诉社会制度是破坏安宁的根源”，或认为陶渊明是在向往洪荒年代，这些看法或许都有过度阐释，乃至以后人阶级史观强加于古人之嫌。其次《桃花源记并序》的组成是序和五言诗。被后人称道的是这篇序，整篇文体白描省净字字简朴，读者不自觉地被套进作者设置的虚无境界，其原因还是陶笔下的虚无世界之元素都来于现实。文章结尾“不复得路”、“规往未果”让后人等到今天期盼诗人再续故事而欲罢不能。可作者又在正文古诗中透露了点消息，说“一朝敞神界”之所以“旋复还幽蔽”，乃因“淳薄既异源”。原来桃源民风淳厚，人间世风浇薄。难怪苏轼直言：惟恐“使武陵太守至焉，化为争夺之场”。
再看王维的《桃源行》。相比于五言诗，七言诗在篇幅与叙事容量上往往更具展衍的空间，格律诗虽起于南北朝，盛于唐代，在陶渊明处于“声律诗”和“格律诗”交替时代，《桃花源记并序》的正文五言诗古朴平淡在情理之中，而王维若将著名《桃花源记并序》的“序”部分用七言诗来表现，可谓“随手可得”。但他并没有这样去写，这是王维高于常人之处。考证王维作《桃源行》年方十九，距其十年后考取进士、步入仕途尚有时日，其虽自幼受家庭影响笃信佛教，笔者觉得写成《桃源行》之时的王维，对仕途之挫折和隐居还没有充分之思考，即《桃源行》时之王维和日后观陶渊明之王维在履历和思想上早已时过境迁切勿混淆。
《桃源行》 王维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
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
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
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
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
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
惊闻俗客争来集，竞引还家问都邑。
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
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
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
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
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
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
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围炉诗话》的作者吴乔对诗文有这样比喻：“意思，犹五谷也。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也。”。要将散文改作诗来表现，决不仅是一个语言形式之改变，它必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桃源行》正是如此。
诗开端即展现出一幅“渔舟逐水”的画面：远山近水，红树青溪，一叶渔舟，在夹岸的桃花林中悠悠行进。诗人用尽艳丽色调绘出大好春光，为渔人“坐看红树”、“行尽青溪”作了铺陈。此处绚烂景色和盎然意兴融成一片优美的诗境界，而事件之开端也蕴含其中。《桃花源记并序》中必须要交代：“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在诗中都成了酿“酒”的原料，化作言外意画外音，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和体会。在画面与画面之间，王维巧妙地用一些概括性描叙，来牵引连结，并提供线索，引导读者想象，循着情节的发展向前推进。“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两句便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通过概括描叙，让读者想象到渔人弃舟登岸进入幽曲的山口蹑足潜行，到眼前豁然开朗、发现桃源的经过。这样读者的思绪跟着进入了桃源，被无意地引进另一幅画面。
“ 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这时桃源的全景呈现在人们面前了：远处大树似攒聚蓝天白云中，近处繁花茂竹遍于千家万户。这两句由远及近，云、树、花、竹相映成趣。画面中透出了和平、恬静的气氛和欣欣向荣的生机，为读者留出足够想象之空间，任意思而得之。而所谓诗之韵致如“酒”的醇味，也蕴含其中。接着读者又随着渔人进入另一幅画，“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写出桃源中人遇见外来客之惊奇和渔人乍见“居人”感到服饰上的明显差异，隐括了陶文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意。
诗之中间十二句为全诗的主要部分。“居人共住武陵源”，承上而来另起一层意思，然后点明这是“物外起田园”。接着，便连续展现了桃源中一幅幅景物画面和生活画面。月光，松影，房栊沉寂，桃源之夜一片静谧，阳光云彩，鸡鸣犬吠，桃源之晨一片喧闹。两幅画面，各具情趣。夜景取静，晨景取动充满着诗情画意，此处深感王维构思精妙，无论场景，用词对称无瑕，难以相信此诗出于一名弱冠少年，后人称摩诘“画入诗”，《桃源行》在描写人物时，以“惊”、“争”、“集”、“竞”、“问”等一连串动词，把人们的神色动态和感情心理刻画得活灵活现，表现出桃源中人淳朴热情的性格和对故土之关心。“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进一步描写桃源的环境和生活之美好。“扫花开”、“乘水入”，紧扣住了桃花源景色的特点。“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两句叙事，追述了桃源的来历：“峡里谁知有人事，世间遥望空云山”，在叙事中夹入情韵悠长的咏叹，文势跃入纸上。相比《桃花源记并序》的理想淳朴的生态，王维笔下确有一些“仙气”。
最后一层诗文节奏加快，有别于《桃花源记并序》的平铺叙述，王维紧扣人物的心理活动，将渔人离开桃源、怀念和再寻桃源以及峰壑变幻、遍寻不得、怅惘无限这许多内容，写意般将情、景、事在这里完全融合，在叙述中对渔人轻易离开“灵境”流露了惋惜之意，对云山路杳的“仙源”则充满了向往之情。然而，时过境迁，旧地难寻，桃源何处？这时留下的只是一片迷惘。最后结尾四句和起首遥相照应。起首是无意迷路而偶从迷中得之，最后则是有意不迷而反从迷中失之，令人感喟不已！“春来遍是桃花水”，诗笔飘忽，意境迷茫，给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
试将王维《桃源行》诗与陶渊明《桃花源记并序》作比较，可谓二者皆有精彩之处。散文长于叙事，讲究文理文气，叙述有时间，地点，人物的铺陈，将读者慢慢引入不与现实景观脱钩的理想场所。而这些在诗中却“避实就虚”，让读者瞬间闯入画中开启无尽想象。诗中构出的一幅幅画面反转自如，在调动读者想象力中回荡美的感受，此为“诗之所以为诗”。此外，在对事件结尾的处理上，两者的哲学底色亦悄然显露。陶渊明的结局是“规往未果，寻病终”，透出一种对现实无可奈何、却又冷峻接受之“真”，而少年王维的结局“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则带有更多盛唐才子式的浪漫怅惘。前者是历尽沧桑、看透世事后的通透与克制，后者则是未谙世事、仕途未启时的艺术遐想。
王维诗中把桃源说成“灵境”、“仙源”，今人多有非议，笔者觉得诗中的“灵境”非“仙鹤作驾”，“腾云驾雾”耳，亦有云、树、花、竹、鸡犬、房舍以及闾巷、田园，桃源中人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内容和《桃花源记并序》无本质出入，只是作诗用词上的修辞而已。
正如上述所叙，弱冠的王维在作《桃源行》之时，未必在思想根源上推崇陶渊明，而仅仅出于对《桃花源记并序》之纯文本的青睐促使他写成七言诗《桃源行》，诚如苏东坡是在仕途受挫、贬谪黄州之后才在孤独中引陶潜为知音，一如雨后春笋般爆发出惊人的创作力；王维的一生亦是半官半隐、波折不断，尤其是在安史之乱身陷囹圄之后，其心境发生了剧变。历经劫波的晚年王维，究竟会以怎样的诗句来重新审视与总结他早年曾“发难”过的“陶渊明现象”？这将是后文论述的重中之重。
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无疑是第一个用大量农村经验和田园风光入诗的文人，而且质与量均首屈一指，这和他弃官从农之后非得依靠土地为生息息相关，若无官场经历，岂有“千里江陵一日还”，“画省香炉违伏枕”之心情。若他社会适应很好，他可以继续去实践其“猛志逸四海”，也就没这么多田园诗写作。人生之得与失实难预料，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若让陶渊明在仕途顺利实现“猛志逸四海”和回归田园耕作，眼见“草盛豆苗稀”后乞讨而得来文史美名再作一次抉择：他未必会选择后者。笔者觉得若渊明真有“用志之志及怀才不遇”之愤闷，真被龚自珍讲对了“二分梁甫一分骚” 等面相，那么王维就会横眉冷对：“毋为这世俗依你打造而顺从于你，你便可“千夫指骂”这世俗世界。”天下何有此理？个体代表不了真理，何况真理也是相对而存，个体虽是构成公共世界的一小块拼图，他可以坚持这块拼图的形状即做人的底线，但也不能自我膨胀到取代这个世界。陶渊明是因这样一种强烈之自我坚持以弃官从农来宣告对这个世界摒弃的同时，也是无形中自我膨胀。虽在精神世界里他维持了个人霸权之固执，而在现实生活中他是彻底的失败者。
从《昭明文选》审视陶渊明作品之外，没有出现田园或园田的词汇，但出现过“龟田”这个词，联想到张衡著《龟田赋》，从内容解读“龟田”相对于仕宦场的隐逸空间，它未必有田园农耕成分，“龟田”之田只是一个隐居空间，而陶渊明田园之“田”相比“龟田”就相当明确，即前无参照独创的农耕和农舍成分，因田园或园田被陶渊明不断书写，它成了和土地耕作密切联系的具体文学范畴。同时他虽和历史上如伯夷，竹林七贤这样的隐士在思想崇尚或具体生活方式有所区别，但苦于耕作又创作诗赋，钟嵘称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可接受。
《归田园居》组诗可以探究陶渊明对农耕生活的态度和人格价值。其中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第二句“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渊明仕途岁月经考证是十三年，这里很有可能为押韵而作“三年和十年”。第四句“开荒南亩际，守拙归园田”中注意“守拙”两字，这视为陶渊明对自我人生观的一种坚持，“拙”反义是“巧”，亦可理解陶渊明弃绝了世间灵活处世，避其锋芒的态度，亦可暗喻陶渊明本身就没有“巧”的智慧。“拙”在陶渊明作品中的鲜明存在，影响杜甫也反复用到这个词汇，这是在“怀才不遇”后以何种价值观来稳定自己的坚持而不被这个世间得失所干扰，于是乎他们费劲寻找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一思维根源，那对陶渊明来讲此为“守拙”的本意，在造次和颠沛时还能矜持着。虽然这样“守拙”为后人在仕途艰辛时会和陶渊明产生共鸣，与其心心相依。
在陶渊明同时代也对“守拙”抱有类似想法的有西晋潘岳《闲居赋》，这里不分析《闲居赋》是否为“伪作”嫌疑，任何人都具有矜持一个“理想化自我”，区别在于这个“自我”表露在社会多少而已，那么笔者觉得《闲居赋》里的“守拙”无论量和质比陶渊明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闲居赋》会引发争议就在它怎么能超越后人被理想化的陶渊明？这万万不可接受。
萧统注意陶渊明的偏偏是诗里酒的描写。陶渊明有一组《饮酒诗》是后人走进陶渊明的另一个视角，纵观汉文学史能在笔墨吟诵间自然而然涉及“饮酒”，将饮酒视为雅趣而成为人生境界的寄托当属由陶渊明开启。先秦时代，酒作为非常神圣精纯之朝廷酿造品，它代表着清白，视配得上供奉天地礼物。在日本各个神社里还供奉清酒即沿袭这传统，在白居易的诗文里当写到酒时还赋予一种神圣性。六朝“竹林七贤”饮酒到了极为夸张之地步有其特殊性，“七贤”饮酒与其说是一种雅趣倒不如是借酒来逃遁社会或是另一类“摇滚”思想，这和陶渊明农作后农舍下的饮酒是有区别，将饮酒作为一种生活的雅趣，共存于如田埂，锄头，草鞋等现实元素中确从陶渊明开始，“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打动后来文人紧随相仿，李白就不必提了，杜甫年少酒豪无疑，“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女词人李清照无论是少女时期，“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还是国破家亡沦落时，“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苏东坡密州打猎归来，“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不胜枚举也。历代文学批评家如元好问在《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二首》中将陶渊明看明白：“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
陶渊明也是将生活凡俗写进诗文之第一人，而将生活凡俗写得炉火纯青者当属杜甫，两者区别在于，陶渊明几乎是一孤例无追随者，而子美后韩愈，白居易，元稹尽相赞赏，元稹在为其作墓志铭中写到在子美之前的诗，“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而子美之后掩杂孤高和流丽，地负海涵般“尽得古今之体势”。在作品量上，杜甫近千五百首诗和陶渊明百二十首不是一个数量等级。陶渊明贵在“尝鲜”但昙花一现，杜甫虽喜爱陶诗但格局完全不同。
有盛唐文化背景下唐代诗人对陶渊明不以为然者不少，因为当时唐朝是一派蒸蒸日上每一位读书人都追求仕途，在一个宽容能实现自我理想之时代，是不会向归田者隐居者投去目光。王维站在一个独特角度审视陶渊明，他在严肃地批评同时让更多的文人注意陶渊明，读其诗文观其态度，随着时间的洗练，文学被更多的人接受，至于人生态度就变得次要或者淡出。王维作《偶然作》五言组诗共六首，其中第四首写尽了他对陶渊明人生观的看法，而从第六首中可以推算出《偶然作》的大致写作年代：
老来懒赋诗，惟有老相随。
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
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
名字本皆是，此心还不知。
从第一句“老来懒赋诗，惟有老相随。”的“老态”和“懒意”抒写出大彻大悟无悲无喜之宁静淡泊之心，笔者推断是王维晚年所作，至少是安史之乱以后。“余习”语出《维摩诘经》：“深入缘起，断诸邪见有无二边，无复余习。”可见写《偶然作》的王维早已不是十七岁“每逢佳节倍思亲”，十九岁作《桃源行》的王维，于是乎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下观陶渊明，该容忍处容忍，该批判就直言不讳。再读《偶然作》第四首：
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
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
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
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
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
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
奋衣野田中，今日嗟无负。
兀傲迷东西，蓑笠不能守。
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
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
已不食人间烟火，褒美贬义已不顾忌的王维眼里，陶渊明的形象被批到毫无人样可言，“任天真”和“颇耽酒”写出陶渊明性格固执而“幼稚”的自我膨胀。家贫什么都没有，重阳节只有空手对菊花自吟， “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只有暗自惦记着谁会上门送酒，果真有人送酒来“安问升与斗”，一家人的吃喝早忘记了，“今日嗟无负”是王维引陶渊明《饮酒》第二十首：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最后一句：生计之事从不挂心上，岂肯愧对家中妻子儿女的忙碌。整首诗中“喜”，“奋”，“迷”，“守”，“倒”，“歌”等动词以极为鄙视语气写出了一个不担负家庭责任的“酒鬼”形象。最精彩的是“肯”，喻“拼”：言虽有愧于妻子，也只能豁出去了。在王维看来，陶渊明没有资格在一个夫权制度下有生存空间，无论他抱有信仰如何，为官，隐士，种田自给自足或信佛信道都必须以维持自己和家庭最基本生活条件为前提，“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杜甫虽带有自嘲口气，但自嘲之下，“安得广夏千万间”为的是天下寒门能有所庇护，境界怎么就差这么多？王维在散文《与魏居士书》中提到陶渊明《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而大放感慨，意思和上文一致。
金朝元好问评价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陶渊明的真淳固然是史上所著称，但是这个真淳不符合所谓“真理”式价值。它不出于哲学思考的一个精确概念，事实上带有情绪性理念而回避这个世界，这样的真淳尚带有气负性，正如朱熹说过“隐者都有气负性”，笔者觉得陶渊明表现出来的“真”似乎可否定整个世界的某类价值，但现实是可望不可及，这一身心要完全保持太古时代纯粹素朴的自然状态，也就必须从这个现实世界中脱出而远离，才有可能进入所谓“真”的境界而获得一种个人完全自由，这是一种超现实的浪漫化理想，所以陶渊明在追求这个“真”时必定只能以一种不彻底的方式而不宜固执来实行，所以笔者觉得陶渊明在风烛残年时大致也预料到，于是《桃花源记并序》也印证了他不是盲目无知，更多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无奈，在他的诗文中似乎读到了“真淳”，但真实的陶渊明是一位彻底无疑的失败者。
附《桃花源记并序》欣赏：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誌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誌，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
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复湮，来迳遂芜废。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
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誌，四时自成岁。
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
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
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2024年8月3日 本文发表于《文学城》《万维读者》《留园》网站，于2026年7月26日修稿。
